中国人的出国梦——兼祭顾城去世十周年

蒋泥 著

　　一

　　一位朋友来北京，发现活跃在文化、艺术圈内的写士主要是男性。能把它们当着一种事业坚持下来，并做出成绩来的，也主要是男子。

　　这和我的印象基本吻合。

　　但历年来的高考文科“状元”却多是女性，多少年来，大学中文系主要是女子们的天下。每年我的母校招收新生，前十名都是女的。北京大学等中文系的情形大体差不多。老师们不禁愁上眉梢，感叹不已，大有“惟小人与女子难养也”之慨。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一般说，女子的伸展空间比男子窄，所涉者浅，宜于走张爱玲那种路数，往内写，家长里短，杯水里的微谰与风波，见出深度来，做起来当然特别难。

　　要么就像萧红、王安忆那样，早期出身望族名门，受过良好教育，中间经历曲折，脱离庇护，屡遭欺骗或挫折，在乱世的泥泞里辗转挣扎，阅历“丰富”。

　　前者需要天分，后者承当不起，两者不可得，女士们就难以厚积薄发了。

　　现在的高考，考的多半是一个人的记忆力，创造与发挥的能力不足够，女子成熟的年龄恰恰都早于男子，没有爱情、婚姻拖累时，精神不易涣散，相对说，背记东西是她们的长处，创造、发挥是她们的短处，文化、艺术却是一个长途，拼的是内功修为，创造力、发挥力，走出去越远，女性在这方面的优势越少，更有了婚姻与家庭、子女的带累，劣势越增，一多半慢慢在退出去，也就难有作为了。

　　张爱玲说过，“成名要趁早啊”，那主要是对有天分的女子说的，否则越大了越添负累，影响一个人的创造心境和情绪。男子却不那么一定。

　　这才有了那么多一夜成名的“暴发户”，一些风华“绝代”的“美女”“作”家——即使不怎么美女，也要“包装”成“美女”的“作”家。

　　像《上海宝贝》这种垃圾品的出版，甫获问世，广受关注，成了一桩文化事件。其在文化上的意义，就远远大过作品本身的价值。

　　受益最大的，无疑是“美女”“作”家本人——该作品后来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畅销，作者光版税就拿了两百多万美元，在美国买了房，定了居。这下子是真与外国佬儿“搞”在一起了。

　　何至如此了呢？

　　一位朋友曾这样评价：外国的傻逼也多，他们只知道中国一直是那种女人都要裹脚的地方，没想到一下子开放到这地步，也能和外国人胡搞了。就好奇啊，要看看现在是怎么个样子啊。

　　看了以后呢？

　　据说中国足球落后，某些“爱国者”曾高薪请来外国大星们踢球，其中一位大星给家人拍电报，上写：此地人傻，钱多，速来！

　　人家自然不会写中文，因此这是个笑典。

　　不必问“事理”之真假，就当是我们这边的人编出来调侃自家的，“情理”上确是这回事的。

　　其滑稽，形象逼真；其讽刺，入木三寸。

　　背下里满是无奈。

　　足球上是这样，“引进”“外资”上是这样，女人问题上，难道外国佬就迟钝了，不来抢中国人的“市场”？不了解中国“行情”？

　　多少女人哭着喊着要往外嫁，是个老外就行，先粘上就行，不是黄皮肤就行。于是我常能在北京三里屯的酒吧里，看见许多孤独的女士，要一杯酒水，戴着个耳机，面前放一盘子零食，很落寞的样子，坐在里面“钓鱼”。

　　这时，一位看着就像是块橡皮泥捏出的黑人小伙儿上来，叽里呱啦，一阵比画，听懂了，他想坐她对面去。

　　女士脸上立现活气儿，舒郎了，活泼了，点点头。

　　小伙子坐下后，又得寸进尺，比画着，她就猜他的意思，最后发现他是也想听音乐，便把一只耳机摘了，两个人合听一首歌。另外各留一个耳朵出来说话。

　　她问他干什么来的，是不是大使馆的，做着什么生意等等。

　　笑够了，说够了，彼此留下电话，一个“黑鬼”，就这样“搞”上了一位中国姑娘。

　　我留神看了整个的过程，不时向着妻子预测那“黑鬼”下一步要干什么，大体都能对得上，禁不住往下再想：

　　某天“黑鬼”来电话，叽里呱啦一通，约了在何地方见面，一块儿喝酒聊天，然后都“醉”了，他打个车，把她扶回自己的住地，把她“办”了、“包”了。再之后远走高飞，连个招呼都不打。或者带她去非洲。又或者带她去美国，带过去她的梦想、希望。

　　也许早有妻室，也许这人在当地骗不上，才来了中国……

　　不少嫁去日本、台湾等地的大陆女子，“中产”人士，在中国大陆尚能做个衣食丰足、精神自立的职业女性，去了那里后却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

　　我常常看得见这样的报道。可怜这些女子的同时，又觉得都是她们自找的。

　　最主要的一点却在于我们过于媚外的气候环境影响，甚至应该归咎于环境本身的过分恶劣。

　　它使我不由想到了诗人顾城的出国与死因。

二

　　1993年10月8日，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打伤妻子谢烨后自杀，不久谢烨也在医院里去世，距今整十年。演绎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但造成这悲剧发生的源头，却是整个的社会。

　　我曾想：两个本来甜美地生活着的人，一心一意相爱着的人，在国内有影响、有地位，谋生对他们来说不是太于艰难的人，却出了国，放弃了较为“优越”的条件，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落在最底层，不得不挑起世俗加予的生活重担，这对一个“唯灵的浪漫主义者”，一个很不会生活，很不会谋生的人来说，未免太残酷了。

　　到得最后，连谢烨都不愿跟顾城过，说，“真的是太累了，我受不了他，我害怕……”，就有了“外遇”，而且“相好”的有两个。

　　顾城在德国讲学时，当地一德籍华人曾疯狂追求过谢烨，为此夫妇二人闹得不可开交。从德返回新西兰、途经洛杉矶时，在其好友家中，他们还为此事吵过，二人都向朋友哭诉对方的不忠。

　　现在，为了德国那位情人，她绝意要和顾城离婚，因为在那人身上，有一些确为顾城不能具备，也不可能具备的东西。

　　她感到，那人“会生活，有头脑”，“说潇洒能潇洒，又有板有眼”，“一事当前，利、弊、对策，可干，可不干，怎么干，思路特清楚”。和他在一起生活，一切会“井井有条”“轻松愉快”。

　　谢烨自己都不知道有没有、能不能爱上那人，又能爱到什么程度，可是，“他那么爱我，他把什么都扔了……我能不感动吗”。

　　其实，她内心里只爱着顾城一个，顾城对她只是“冷淡”了一点，她就受不了了，责怪起他来，怀疑他外头和里头都冷了。

　　既然她主动提出要离婚，既然顾城想“悔过回头”，她走得那样决然，那为何还莫名其妙地留恋顾城，很在乎他是不是“冷”了呢？

　　难道她已经直觉到，德国情人是不可靠的？

　　果然，就在谢烨去世后，从德国来的那位“情人”，完全否认和谢烨之间的爱。

　　“情人”只是让谢烨看到了自己最美好的一面，亏得谢烨死了，二人若真能一起生活，谁保得住将来又会怎样呢？

　　现在的谢烨，起码是为真正爱着她的顾城死的，死得其所！

　　谢烨曾说过，像顾城这种人，“就应该有大财团支着”，不为生计忧愁，专门创作，她打算离了婚，安顿下自己的另一个家后，“去给他呼吁”。可表其心。

　　同样，顾城确是离不开谢烨的。

　　一度，他把谢烨当成是整个世界，连同他的心都装在她那里，他就不需要别的什么了。以至于生下儿子后，都要嫉妒他，把他送给别人，怕他夺走谢烨。

　　他给儿子留下了这样的遗言：“不知道为什么恐惧抓住了我，我害怕，我不知道怎样做一个父亲。”“我没有钱”“我不知道怎么和别人在一起……我想丢掉你，或者逃走。”

　　现在谢烨却要离他而去，把儿子也带走，他的世界震动了，“天”塌下来了——他从来不懂到底如何面对社会，只乐得谢烨替他面对；当“谢烨也成为社会时，他该怎么办呢”，“他习惯中永远有谢烨……他不会过没有谢烨的日子”。

　　只得装着对谢烨的走满不在乎。

　　他的“冷”，他的尖刻，都“是在进行一种自我鼓励”，好告诉自己，他已经“解脱”了，找到了“路”，“能够轻松地离开谢烨”。

　　他也曾想过回北京，到父母身边去，可那样没法过、没法忍。国外的生活没能给他带来多少幸福，反使他败得一塌糊涂。

　　他并不是特别愿意离开自己祖国的，特殊的境遇迫使他离开了，以为在国内得不到的精神自由，到了外面该可以了。

　　他错了，精神的自由不仅受政治、社会环境的压制，也受到物质条件上的制约。

　　最刺激的是，谢烨那位德国情人没等她和顾城离婚，就快上岛了，“说来就来”了，瞒住顾城一个。

　　直到最后一刻，顾城才知道消息。

　　“这对他是致命的，他一直想抵抗的就是这件事情，他答应谢烨所有的要求”，只要求那个人晚一些来，在他们“结束关系之后”来。

　　顾城的内心一定紧张得疯了，“受不了了”，就写下四封遗书，夹在他正看的书里，称“他们得寸进尺”，没说来就来了，是把他朝死里逼，他只有去死。

　　不过，在知道谢烨的情人到来之前，他“尚无明确的自杀打算”，更没有伤谢烨的念头。

　　写完遗书后，谢烨开车回来，遇到他，和他发生口角，在极其激烈的情绪状态里，他打了谢烨，伤在她右额角上，留下一个伤口，出了血。清洗后仔细看，才看出了那个伤口。

　　打她的过程谁都未看见。第一位跑到现场的顾乡说，当时谢烨伏卧在路边斜坡上的一片草上，“脸半侧着，呼吸很重”。路上有一把斧子，斧子上干干净净。可以排除谢烨不是像后来传说的那样，是顾城用斧子砍死的。

　　也许是在争夺或推推搡搡的过程中，那斧子碰到了谢烨的脸部，擦破了她的血管，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血迹。加上顾城那一推，她就倒下了。顾城扔下斧子就往回跑。

　　打了谢烨的顾城，浑然不觉他的“打”对谢烨意味着什么，更想不到谢烨会因此死去。

　　他从未打过人，他不是那种喜爱打架的人，现在居然打了，而且是对自己最珍重的人，他清楚这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他回屋后“一脸死灰”，眼光都散了，对姐姐顾乡说：“我把谢烨给打啦——”“我现在去死，你别拦我。”

　　顾乡急昏了头，丢下他，就跑出去看谢烨，一点没有想顾城后面那句话的含义。

　　跑着跑着，她心里“轰隆”一动，陡然醒了，吓得忙往回跑，却已经晚了，顾城上了吊，用的是晾衣服的那根铜芯塑皮绳。

　　医生赶到后，顾乡先带他们看了谢烨。

　　医生连说谢不会死，她会好(She should be right)，但后来终于没能救过来。

　　看过谢烨后，一位医生才独自去看顾城，一会儿回来说：“He is gone!”

　　其实，顾城即使能侥幸不死，被抢过来，却知道谢烨已因他而死，他一定也不会再容自己留在这个世上的。

　　一位诗人就这么去了。

　　满以为他的谢烨还能好好儿活下去，他只不过“打”了她，就罚自己去死，为谢烨去死，那内心该承载了多少的绝望呵！

　　如果在国内，他靠着成就与名气就能养活自己和妻儿，不至捉襟见肘，不至亲手操劳，养鸡，修梯田，做沼气，种土豆……什么都想干，什么都没干成，受到外界干预，别人无缝可入，谢烨能“嫌弃”他吗？

　　不过，诗人的祖国“遗弃”了自己的儿子。

　　顾城不无气愤地说：“我们生得太晚，大地上已布满人和国家……”“有时真想走了，不在人世挣命，老得想钱。”“我厌倦在所有生活中生长，我愿意干活儿，不愿意谋生。”

　　当“干活儿”是一种愉快的享受与乐趣时，他把它当成是写诗或创作，当它是一种艺术；一旦它成为一种谋生手段，要用它换“钱”后，它就成了一种负累，变得苦不堪言。

　　这样一个人，先天就是逃避型的，躲在纯粹艺术世界中的，不肯多在俗务里逗留、耽误，他所需要的女人，就该是坚强的，能独当一面，为他挡风撑雨，有薛宝钗那样的能力尚不够，还得有整个的大家族在背后支撑，有公公婆婆叔子阿姨妯娌姊妹相互帮衬着。

　　一个谢烨怎能承当如此大的世界呢？

　　她本身还想着有人来为她担负点什么呢！

　　她跟着顾城看来真是累了，失去了在国内时的那些感觉——从本质上说，谢烨是一个“很虚荣” 的人，“只是虚荣得很有深度罢了”；嫁给顾城这样的诗人，大概就是她“虚荣”的一个方面。

　　谢烨的母亲并不同意这样的婚姻，顾城他们在上海时，谢母就常登门骚扰，不知道写作是需要宁静的，到了“关键时刻”，思路如泉涌，大坝合拢似的在最后完成一个“境界”。她不懂，自顾着自己说将开来，完成在即的“境界”刹那间崩塌了，惊飞了，恼羞成怒的顾城一下儿失了控，歇斯底里地掀翻了桌上的面条。

　　谢母呆住了，惊吓了，顾城那边也无比激烈。

　　上海终究是没法呆了，才移居北京。

　　日子终日快乐，由不得谢烨要说：“早知结婚这么好，真不该拖那么多年。”

　　直到1987年5月，应邀赴德国参加明斯特“国际诗歌节”，离开北京，他们之间都没有发生过“哪怕是一次微小的争执”。

　　其后，他们周游了西欧和北欧，先后到过奥地利、丹麦、荷兰、芬兰、瑞典、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家讲学、访问。

　　9月，在伦敦举行的英国汉学会上演讲。12月10日回国途经香港，应邀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国当代文学与现代主义研讨会”。12月16日在研讨会上再次发言。会后，接受香港中文大学伊凡、西班牙巴塞罗纳大学汉学家高尔登、新西兰奥克兰大学闵福德教授等人的访谈。

　　1988年1月上旬，去美国纽约参加艺术博物馆大厅的诗歌朗诵会。1月中旬应闵福德博士邀请，以工作签证身份进入新西兰，任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和中文口语助教。3月谢烨在新西兰奥克兰的妇女医院生下儿子木耳。6月以符合技术移民条件被准许在新西兰永久居留。同月，在奥克兰海湾的激流岛（瓦西基岛）买下一座房子，开始隐居生活。秋天，应邀赴美国讲学三个月。

　　1989年1月，顾城辞去奥克兰大学职务，专心在岛上养鸡、种菜、作画和写作。2月新西兰政府正式签署顾城夫妇永久居留的文件。二人一同踏上一条“不归路”。

　　其出国之始，便是悲剧上演之时。

三

　　“裂痕”出现，最初是由于另一个女人李英（英儿）的“强行”介入。

　　那是个强烈地做着“出国梦”的女人。她以顾城为“跳板”，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梦，用两个人的生命作了代价。

　　1986年6月，顾城参加北京市作协在昌平举办的“新诗潮研讨会”上，结识李英。

　　开始，她就赢得了顾城的信任，让他以为她深深爱他。顾城又相信《聊斋》里的故事，即一个男人有两个妻子，她们处得像亲的姐妹。便千方百计为她办起了签证。又以谢烨的名义，用他们卖鸡蛋的钱买了往返机票，将李英接到新西兰。

　　为了顾城，谢烨对李英也十分友爱，连李英的衣服都是她洗。

　　事后这女人却很快又“背弃”了他们，全部不认帐，想走。

　　顾城终于明白她的动机后，才悲愤而又痛苦地说：“让她走吧，她和咱们不是一路人。”

　　谢烨则以超然的口吻评道：“凭良心说，顾城真是让她给涮了……”“英儿真是没真话，演戏呢。”“她都不知道怎样不演戏。”“英儿就是变来变去，她没法儿把自己固定下来，她患得患失！”“英儿聪明，她也太知道怎么用她的聪明了。”“本来嘛，出国都是奔钱奔身份来的，我说我还就看不起这样的。好，她跟顾城说得那么投契，顾城的梦想是她惟一活着的理由——她要来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呀！可一来你就要进城了！你不是让顾城死吗？……我是怎么让她来的呀，那一个一个鸡蛋都是从三木嘴里省下来的；要不顾城怎么狠她呢？……顾城说走可以，回北京去！英儿当下噎那儿了。……她真心要走，那会儿抬腿就回去了，机票都是现成的，犯得着后来千难万难又延签证又延机票又办居留吗？”

　　但李英否认她的出国是奔着顾城去的，在决定去新西兰时，她还同时收到了另外两份邀请，分别来自日本和美国。

　　“在考虑和商量了很久以后，我终于决定……出国”。

　　并且，只是“因为顾城和谢烨不仅仅是我的朋友，更是我灵魂里的信仰和亲人，他们让我觉得美好和安全” ，才选了那里。

　　同时，还有个私下的“梦想”，想在那个“宁静、美丽的土地上，建立一个自己的小小的家。周末的时候，工作结束的时候，可以去看望他们，重新听到他们的声音” 。

　　这么样子说，李英的选新西兰，倒像是有点施舍顾、谢二位了。

　　她的出国，更像是稀松平常的，去日本、美国等，就像到海南、新疆那样简单，想去就去了。

　　谁曾想，等着她的去处是激流岛——许多人“带着美梦”而去，又“带了一颗破碎的心”而走。

　　那里既不“美好”，更不“安全”。

　　她一直觉得和顾城的关系，是那种“纯精神的柏拉图式的”，顾城和谢烨都该明白这个分寸。到了岛上，她才发现顾城已把自己当作“第二个妻子” ，她糊涂了、呆住了，没几天就说要走，到奥克兰城里去找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顾城居住的激流岛，是个小小的度假岛，远离现代生活环境，距奥克兰坐客轮走水路也要35分钟，只在周末和假期才有些人来，连自来水都没有，风气极其朴素而温良，什么生意都做不成，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就没了几个年轻人肯在那里“遁世逍遥”。

　　加上顾城他们的境遇和在国内时一样，“一贫如洗”，李英这样一个“上来就跟我们大谈精子、卵子”“性冷淡”，被顾城称为三年不见，就“改现代派”的人，怎么能呆得住？

　　她是奔热烈的西方大都市来的，怎么会不失望？

　　那时候顾城已同意她走，回北京，她“噎那儿”了，她太知道“出国”有多不容易了。

　　要知道，顾城夫妇得到永久居留文件是1989年2月，1990年7月5日李英就上了激流岛。顾城的姐姐顾乡则是两个月后的9月才到的新西兰。可见李英在顾城心目中的地位。

　　为李英，顾城说：“想了她三年；那会儿她在中国要憋死了，办也办不出来。”无奈之下，就想把她说给身边一个配她的朋友，让他们结婚，那样她就来得名正言顺了——那会儿顾城没想到要沾她、碰她。

　　她来了，嚯，“你得以为老天爷换了个人送来” 。

　　同时，我们从李英写给顾城的信上也能看明白，她办签证酝酿了多久，遇到了多少阻碍——去一个新西兰已不易，更别说日怪人的日本、美国了！

　　试看：

　　毕业证书复印好了，我随信寄去两份，还有简历和申请书（1988年6月9日）

　　你说了三种方式：上学、访友和当作家。让我选。

　　我不知怎么选，我其实一个实在的想法，就是想知道哪个能快一些，稍稍好办一些。……谢烨可真是太好了，为了我的事这么急。我怎么办？我只会说梦话。（1988年8月5日）

　　能作为Visiting Scholar去新西兰是再好不过了。可我会讲课吗？我真有点怕。不过只要你一说话，我就会讲话了，就像那次会发言了一样，本来谢老师让我发言，我恐惧地想逃跑，可你讲完了，我就不再怕了，就会说话了。……听不到你的声音，是那么干渴。（1988年10月9日）

　　看到你的信，两封，在桌上等我……我觉得我活了一万年，……哪怕只有一天和你们活在一起呢，也值得努力。……想见你们，这是我此生还硬撑着活着的唯一理由。……无论如何，别忘了给我写信，我不能没有它。谢烨怎么样了？祝她健康、快活！（1989年5月8日）

　　我于七月一日接到了新西兰使馆的电话，取回了邀请信……大使馆的二秘麦贵雅先生对我很热情，他保证我拿到护照后立即在一二天内发给我签证，虽然现在新西兰大使馆的签证已经停止。

　　请闵再开一信，即申明：我若错过了会议日期，对我的三个月邀请继续有效。……机票的事还没人和我联系，没有使馆的人来电话。机票不要订死时间，最好由我确认时间。（1989年7月16日）

　　你们不会有事吧？来封信吧，否则我太担心了。

　　我又去办护照，于是问题又来了，官员称：我的邀请信中，一份提了费用但会议已过期，另一份提了延期，但又为说明具体费用……如果可能就请闵再开一信，我也依然在用手里的邀请信找别人帮忙，但不知结果如何！（1989年12月14日）

　　我已拿到了护照，用谢烨寄来的访友邀请信，办得很快，我开始想先不告诉你们，等拿到签证以后再告诉你们。可现在……还没有签证的消息，打电话去问也问不到……你们对闵教授说一声我已开始办理签证，有关事请他照应一下，若还没有接到大使馆那边的消息，是否也可让闵去信证实一下这事，也从旁催一下，就差这一环节了……大使馆换了人要重新审核，我不认识大使馆里的人，现在只能干着急没办法……所以你们帮我想想办法……真想能尽快见到你们……等待你们的消息。（1990年4月17日）

　　手续都已齐备，现在就是等待机票了。签证上规定的离境日期是最晚7月18日……我确定了起飞日期后，立即电话或电传告诉你们。我想说再见！（1990年5月23日）

　　正如作家岳建一和顾乡在《顾诚最后十四天》里所分析的，这些信是写给顾城（“你”）一个人的，谢烨只是个陪衬，提到时会专门点出她的名字，以与“你”分清。

　　后来李英却专门否认这个，说：“每一次回信，我都是这样开头的：顾城和谢烨，你们好！我以为这是很清楚的界限……”

　　又说她后来是被顾城“疯狂”强暴的，来到岛上一年以后，“1991年10月”，才真的爱上了顾城，“灵魂和肉体合而为一地在爱情里找到归宿”，进而要求顾城，“你得选择”。

　　但据知情人士《顾城绝命之迷》作者文昕记载，顾、谢出国前，李英就哭着来告诉文昕，她爱上了顾城，顾城也爱她。

　　“我其实第一眼看见顾城，就知道这是我的命，我躲不开的。”

　　文昕就劝阻她，别由着性子来，得考虑别人，谢烨和顾城“那么好”，“那么和谐，你代替不了她”。

　　“英儿一边哭一边告诉我，她和顾城之间，把什么话都说明白了”，还是当着谢烨面说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再不说就见不到了，一下子就说了……”

　　谢烨听着，“坐在那儿，什么话都不说”，一直在看一本杂志，似乎很不在意。其实，顾城当时对李英说的一句话，深深刺伤了谢，第一次引生了感情的裂痕：“你和我天生就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太像了”；谢烨不一样，谢烨“是我造就的”。

　　顾、谢去世十年后的2003年9月26日，文昕又写了《换一个方式讲述李英的故事》，再一次重申当年的情形，披露李英不甘休的“大爆猛料”，在她新出的一本题为《爱情伊妹儿》的书里，开篇就哭诉顾城使她“沦为”英儿的痛苦心情，并谴责媒体为其贴上了她所不耻、也十分痛恨的“英儿”标签，现在她要以一个“民间女”的身份，讲述自己的爱情故事。

　　文昕觉得，李英说自己的故事已久，从《魂断激流岛》到《爱情伊妹儿》，文昕不得不再次出来把真像告诉人们，“一则是为了告慰我的朋友顾城和谢烨的在天之灵（今年10月8日是他们辞世10周年）；二则是为了城和雷所有的亲人，我觉得我应该给他们一个交待——十年了，面对英儿和英儿的谎言，我歉疚太多！对死去与活在痛苦中的人们，我的沉默是残忍的，因为我是这一事件的惟一见证人”。

　　当年，李英像“一只灰小鸭”，作为一个参加社会实践的大学生，到北京作协举办的青春诗会上去，有幸认识了“当红明星”顾城，并且也认识了一个（也许是几个，她后来找过的不只他们俩）手握“一定重权的长者”刘堪秋。二人居然都赏识她，并全读懂了她“眼光中的某种暗示”。于是，李英同时“爱上”这两个人。

　　她在湖水边和顾城“打了水漂儿”，又在舞场上陪刘堪秋跳了舞。几乎也是在同一时刻，“分别走进了他们俩人的情感生活，涉入了两个曾经完整的家庭”。并很快成为刘堪秋手下的一名“下属”，直至他“权力过期”。

　　在这关键时刻，李英再向外“呼救”，最终顾城也“倾家荡产地”把“迷恋”自己“精神世界”多年的女孩儿，“解救”到了国外！

　　家庭因此破毁，事业因此飞灰烟灭……

　　谁料，顾城家破人亡尚不够，李英称自己受了顾城的“摧残与强暴（反正死无对证）、是受害者”，端出与刘堪秋的“爱情故事”，这样一来，仿佛出没于刘堪秋家庭的时间，便能反证“不曾出入于另一个家庭的‘作案现场’”。
　　还出了《爱情伊妹儿》，说自己不想沾顾城遗作《英儿》的光，开篇却就“提到（影射到）顾城”。

　　文昕气不过，说如果李英不旧事重提，不控诉别人，她的“爱情故事”尽可以随便去讲，可现在“旧事重提，我便有责任和义务替城和雷向你讨还公道，因为那两个被你的做法害死了的灵魂再也无法向你开口争辩，他们走了十年了，却依然‘死不干净’，世间公理何在？！”
　　那次诗会后，作为“好姐妹”，是文昕把李英带到顾城家里去的。

　　也是由于文昕和顾城、谢烨间的友谊，使李英得以有机会“走进了这个家庭”。而谢烨天性快乐友善，对人从不设防，那样喜欢她，当李英是“小妹妹”。

　　后来，李英竟说自己爱上了顾城，不喜欢谢烨。

　　文昕沉痛地说：“自从你写出第一篇血泪控诉的文章之后，只要想起雷、想起我们俩曾经有过的友谊，我的心就会越来越痛！我对不起她！如果没有你的出现，雷是一个多么快乐自豪的妻子！雷和城怎么会死呢？！”“你老是受害者、老是被人‘强暴’、别人全是罪犯！这就是你做人的逻辑。你的书正是踏着城和雷的尸骨从媒体上走到世上来了，‘英儿’这个名字原本就是你的‘卖点’，没这个卖点你怎么卖呢？……英儿，你的故事只为卖钱关系不大，但你不能再伤害城和雷的亲人们！”

　　然而当时的谢烨太善良，太怂恿顾城了。她不计较许多，反极力促成了他们的“好事”，在李英出国上出力最多——难道她意识到了自己会有“外遇”，和顾城过不下去，要预先把他交给这样个女人？

　　不是，那时候尚没有这些事。

　　她承认，在“英儿的事上我有很多喜怒哀乐”。

　　1993年9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谢烨说自己帮李英出国，只是因为怕顾城太伤心。

　　“英儿对他那么好。我很同情他们之间的感情，成全他们未尝不可。”

　　她又说：“从道理上、概念上来说，此事不通；但直接从人性角度来看，就通了。……有人说我很傻，甚至怀疑我是否根本不爱顾城。其实我是太爱他，才为他们作了很多牺牲。唉，谁也说不清爱是什么东西。”

　　不料“引狼入室”，李英很快就把自己给了顾城，对他有了“补偿”。

　　作为“交换”，顾城也该允许她立即就走，离开此地，到城里找工作去。

　　顾城不许，才一反“信上的热情和想往，不断表现出对顾城做过的和正做的几乎所有事情的不以为然、蔑视和嘲笑，并且得到了谢烨的响应。世上的种种功名利禄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争吵可以与他无关，但你和谢烨不可能与他无关，你说过的话为他制造的憧憬不可能与他无关”；此前，顾城与谢烨的生活是简单、平静的，每一步都“踩在实地上”，“成功或失败尽在意料和情理之中”。她的到来把这一切搞乱了，也把顾城的生活与精神搞乱了。

　　谢烨心性里太高傲，她对表演得那么“清纯无辜美好高级”的李英没法子恨，也“弄不清错在哪里，只有恨顾城；她被伤在命根儿上。可顾城直到最后还以为你的事没有伤她，还梦想你们确曾像姐妹一样，她也直到最后都无法把内心深处的难过讲出一句……是你让顾城乱了，也让谢烨乱了，她弄不清心中莫名的烦恼、莫名的爱和恨，她要顾城写书，要顾城死，要顾城作为她的丈夫完整地为她死，她要报复……她全部的幸福、整个的骄傲被毁掉了……是你破了她的爱，破了她心中的完美、心中的骄傲，破了还沾沾自喜，破了还不认帐……”。

　　趁着顾城带谢烨出外讲学的机会，李英还是走了。

　　她拢共在岛上住了一年半，从１９９１年３月到１９９２年１０月，才发现自己终是无法取代谢烨的。

　　“没有人真的爱过我，没有人真的怜惜我”，“我应该学会保护自己”。

　　应该说，李英的走是或迟或早的事，即使谢烨“让位”，她也受不了岛上的寂寞之苦。

　　且先看看在她出走前后，顾城那边都有哪些主要的活动：1992年3月，应德国DAAD学术交流基金会邀请，赴柏林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离开激流岛；4月26日与柏林和斯洛伐克社会学院教授谈话；5月参加荷兰鹿特丹市“国际诗歌节”；5月中旬到美国纽约和三藩市朗读诗作，作巡回演讲，再次见到美国著名诗人金斯堡、菲林格等；6月5日参加英国伦敦大学“中国现代诗歌国际讨论会”，有多个演讲和发言；11月28日参加柏林现代艺术展览研讨活动，作《东方艺术——灵性意识的选择》演讲；12月在德国波鸿大学演讲《从自我到自然》；1993年1月在西班牙、荷兰、罗马尼亚等国家讲学；同月李英席卷了他们住宅中的财物，包括存款，和约翰结婚，从激流岛出走，到澳大利亚悉尼；3月顾城得知李英出走的消息，他的“女儿国”的梦又一次破灭，受到极大打击；3月17日顾城夫妇回到阔别六年的北京；3月23日离开北京回德国；4月在柏林开始写作长篇自传体小说《英儿》；7月10日应法兰克福大学《人与自然——世界各文化哲学讨论会》邀请，做《没有目的的“我”——自然哲学纲要》学术报告；8月初应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邀请，离开柏林，到西部艾佛尔山区伯尔小屋，从事写作；9月3日离开德国返回新西兰，途经美国，在飞机上写下最后一首诗《回家》；9月6日在美国洛杉矶的好友，《洛杉矶自由新闻导报》编辑顾哓阳处居住了半个月；9月18日在洛杉矶接受记者曾慧燕平生最后一次电话采访；9月21日离开美国；9月22日在塔希提岛转机，拜访著名画家高更曾居住处；9月24日回到新西兰奥克兰岛的激流岛；9月27日给父母写返岛后的第一封家书；10月2日-7日开始为儿子木耳写一本书，终未写完；10月7日投寄诗《回家》给父母；10月8日给父母写家书和遗书，夫妇在激流岛辞世。

　　顾城其实只想躲在小岛上，避开繁华，不希望出去的。但总是忧心忡忡、矛盾重重。因为他憧憬的幻梦与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对抗，比如买房的贷款，就是个不小的负担。

　　谢烨鼓动李英一起说服了他，把他拉出那个无所作为的“桃花源”，让顾城不得不结束“隐居”生活，接受奖金，周游世界，才还清了贷款。

　　女人们要追求尘世的幸福，顾城却厌恶、鄙弃名利，无法阻拦她们。这给他带来了莫大的烦恼。

　　顾城、谢烨的遗作《英儿》，就是岛上生活的录像，真实得令人感到压抑。而谢烨参与进来，写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据说是“为了解脱”。

　　对顾城来说，那就更是一种发泄了。

　　谢烨已然不能忍受，何况是李英呢？

　　回岛后，顾城与谢烨日常的主要议题，便都是围绕李英及其出走展开的——在外面顾城尚来不及消化李英去后的苦果。

　　而且，《英儿》这部过于“真实”和“坦白”心迹的“情爱忏悔录”，也再次刺伤了谢烨。

　　顾城至死不悟，坚持认为和“英儿”在岛上一起生活的那段光阴，“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日子”，“感觉自己的生命已达到最和谐的状态”。

　　他不明白，由于“英儿”的到来，他们的关系搞坏了，生活更为艰巨。儿子也被送到另一家去寄养。

　　谢烨曾在信里透露：“尽管我还是对他的许多东西赞美不已，但是要全部的放弃生活是不可能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这一决定无异于要他的命……我想他是难得的天才，可是……我无法再和他这样下去。”“他对我算好的了，没有我他不能活。可他对木耳不好，他要把木耳从我身边赶走，不论什么形式，卖了，或者送人，我已经没有办法了（我不知道谁还能有办法）。”

　　谢烨可以忍受与“英儿”同在一起居住，可无法忍受长期与爱子分离的生活，为此常与顾城争吵。

　　另一个因素则是，顾城在异邦已漂泊六年，因为不懂外语，而厌倦了国外的生活，本想在小岛上稍住一段时间，就回北京长住。谢烨却认为，应当尽快去德国，那里的创作基金会说顾城是天才，愿意提供长期的创作基金。二人就发生了口角争执，且争执日益激化。

　　谢烨所以暂时没有离开他，其矛盾正如她在家信里说的：她有“一种责任感”，“我有了儿子，我从木耳的期望中找到了我的期望。我期待着一切我想像中应该出现的过程。我不能放弃我的期待，也不能让木耳失去他的期待……小木耳渴望着爸爸的爱，即使爸爸‘使他伤心’，他也宁愿相信爸爸是病了。他不明白爸爸怎么了？嫌他，还打过他。但是，他在论证爱他的人们中，从不忘记爸爸也是爱他的……木耳的期望太简单了，他要有一个温暖的、快乐的家，有爱他的妈妈和爸爸”。

　　“我想在年底以前，我回到新西兰后带着木耳离开他，用什么方式我还不知道。我一直感到麻烦的是我离开他，他就完了……除了寸步难行以外，他还是有可能伤害别人的，因为他自己一直抱着死念。所以别人奈何不了他，他什么都明白。他的死念也是对我的威胁，所以我一定得离开他。除非他死了，否则我没有别的办法，他是不会伤害我的，因为我从来帮着他，今天是我不愿意再帮他了。我已经跟他谈过，我受不了这样生活，他也知道。但是他没我不能活（我知道他还爱我，可他的爱不是我要的），我决不能因为他离开木耳……”

　　除此以外，“说实在的我看得上的人太少，我现在真不愿意说什么思想、事业了，我要一个能共同面对生活胡乱活下去的人（当然也不那么简单）。他不愿意迁就我，我又不能迁就他。……我知道我大概是彻底的变心了……我一点也不爱他，只是欣赏他、可怜他。我真的知道离开他，他就完了。但是他不可怜我。他能给我的，我都不需要，我要他做到的他又不可能。何必呢？我们从来不吵架……我要离开他……”

　　也就是说，谢烨一直还未找到合自己眼界的人。

　　同样，大概岛上接触范围太有限的缘故，李英所嫁的不过是一个比自己年长30岁的德国人约翰——此人曾帮她拿了“绿卡”，她对他并不爱。

　　就这样，他们一个个都“圆满”地走完了自己的“出国”之路。之间却留了很大的裂痕，付出太多的代价。

　　至于这代价付得值不值，外人就不好说三道四了。

　　起码，顾城与谢烨所为李英付出的，是太不值得的。

　　我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顾城宁愿在外受苦受累，不仅一度自己不想回国，还要不断把亲友引度出去呢？

　　外界吸引他的，不是它的物质条件，顾城从把追求这上的享受，那只能是精神意义上的。

　　在新西兰，他真正拥有了一个自由的心灵，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但他的作品，暂时并没有超脱出去，假以时日或可有成。

　　这却是个不能证明的假设。

　　我们只能以和他才气不相上下的一些在国外生活的作家旁证。

　　最好的例子是北岛。

　　诗人、小说家北岛，不及顾城单纯、“童贞”，却比他有想法，“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言”，出去后也未写出什么惊世之作来，反因脱离母语环境，不熟悉当下生活，心态浮躁，而写不出优秀的作品来了。

　　顾城在他那个相对封闭、平静的“城堡”里，没有林语堂那代人的外语与国学根基，１２岁上就与父亲一道，被勒令“下放”到山东的一片荒滩上改造，和父亲一起拌猪饲料，烧猪食，写出的诗都不能发表，也绝不可让人知道，只能丢进灶里，“火焰是我们诗歌的唯一读者”；林彪出事后，他们才获准回京，顾城已17岁，没有任何机会，临时在街道办一个小集体里掏阴沟、筛石灰、拉大锯、刨树根、油漆家具、修理门窗……失业后有又干了翻砂工、搬运工、借调编辑等，找不到工作而烦恼。这样一个没有受到良好的“正规”教育的人，出国后谁知道能有多大作为呢？

　　有所不同的是，林语堂他们多是先留学，再回来，有一定成就、基础和条件后出了国，在外面闯世界的，做的同样是老本行，大学教师。

　　顾城却是在国内大名鼎鼎后才出的国，不是留学，也不是靠在大学任职生活，而是辞了职，直接在外谋生，走的是一条比较曲折、艰难的路。性质与老舍相当，却比当年的老舍处境、条件艰难许多。

四

　　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受外国文学影响最深的作家之一，一生两度出国，创作生涯的四分之一时间是在国外，有三分之一的长篇，成于异域。

　　1918年，19岁的老舍从北京师范学校本科第一部第四班毕业，在北京、天津的一些中小学当教员，又受了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到缸瓦市基督教教堂参加英文夜校学习，义务做一些服务，结识了后来对他具有巨大人生影响的许地山、白涤洲，和夜校主持人、刚由英国回国的宝广林。经宝广林推荐，他认识燕京大学英籍教授艾温士。老舍的勤奋好学给教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24年夏，老舍已有六七年工作经验，机会来了，艾温士告诉他，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想在中国聘请中文讲师，他有意推荐老舍，老舍犹豫再三，放心不下母亲，最后还是答应了，考虑到出国除了收入稳定外，还能考察各国情形，寻求救国道路。

　　最主要的，连他自己也未意料到的是，他在那里“有闲”了，继续了自己的“学业”时代，读了大量的书，真正不必为拿学位地、自由率性地读了大量的经典，找到了创作上的“情人”，爱上它、结交它、模仿它，走进世界最前沿的现代作家的世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这也是创作所必须要经历的道路。

　　环节似乎是紧紧相扣的，在他写作时，一个重要人物许地山始终在场，为他的小说，找到了能在国内发表的地方。

　　1924年9月14日，老舍坐客轮到达英国。艾温士教授已为他找好房子，是和许地山住在一起。那是个二层小楼。房东是两位老姑娘。姐姐需要人照顾，妹妹不能出去做事，给大家洗衣、收拾房子、买东西、做饭，其勤苦和独立精神，深为老舍敬佩，了解到英国社会下层贫民的生活。

　　老友许地山毕业于燕京大学，是文学研究会会员，遵守“为人生而艺术”的“会规”，作品早已蜚声文坛，代表作有小说《命命鸟》等。曾留校任教，在老舍之先出国留学，拿到美国的硕士后，又到牛津研究宗教，两年后拿到硕士学位，就回了国。

　　现在因为没开学，就在伦敦住了几天，写写小说，是个性格随和，爱说笑话，知道什么说什么，毫无保留的人。他有时很厌恶外国人，连英国人喝汤时不准出声，都当作愚蠢可笑。这影响了老舍看待外面世界的态度。毕竟，他不是出来读大学，无需要由学生向成人期过度，而是做教师的，是一种成年期的再社会化过程，在其中融合两大文化与生活方式。

　　初到国外的老舍，只觉得一切很新鲜，还来不及进行判断，有许地山带他游览城内城外，老舍既可看到“古迹”，也能留意到它阴暗的方面。而在东方学院的学生，入学没有任何限制，从十几到六七十岁，老舍能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班级、课程的划分也是按学生的选择决定，他们程度不同，需要学习的功课不同，课时不同，所要的老师也就不同。有的一人一班，让几位老师忙得团团转，也让老舍接触到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英国人。这些中等人家子弟，与八旗子弟差不多，学习只为混资格。

　　学生也有整班上课的，大多是军人，会一种语言每年能加金一百英镑，或继续在国内任职，或派往外国占领地。大英帝国野心勃勃，如此处心积虑地训练人才！这形成老舍救国救民，必先改革教育的思想。

　　1925年春，老舍搬到圣詹姆斯广场31号，与艾支顿合租一层小楼。此人曾是牛津大学补习学校教员，颇有才华。老舍遇见时，逢他闹离婚被解职，很落魄，他提议“交换知识”，让老舍教他中文，他教老舍英文，住在一起。二人便合租了，一住三年，建立了深厚友谊，是老舍在英国最亲密的朋友。

　　通过他，老舍又认识了许多英国朋友，善良、务实、独立、勤苦，都富有才华，懂几国语言，却就是找不到工作。那些远不及他们的人，找个事情做，就更难了！

　　老舍自己的薪水一年也才250英镑，不够一个普通学生的生活费，还得寄钱养活老母，有一次多寄了一点，就不够了，只好请朋友代付两周的房钱。

　　1928年秋，老舍搬到托林顿广场14号公寓，这里条件很差，租着的都是穷人、苦学生，使他切身体会到中国人在异国的生活状况。

　　1929年春，为省房租，老舍再搬至蒙特利尔路，度过最后半年异国生活。那是个交通不便的地方，到学校需转几次车。

　　好在他能有所超脱，有自己真正所要从事的创作。

　　早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时，老舍就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小铃儿》。对这个作品，他认为只是充数儿的，不算真的创作。

　　继而在南开，他又翻译了老朋友宝广林的论文《基督教的大同之义》。

　　到英国教书后，老舍受东方学院之邀，参加过一次公开的学术讲演，题为《唐代爱情小说》，十分成功，后来就发表在燕京书院学刊上，是老舍的第一篇谈文学的论文。

　　1925年，他和艾支顿合租时，又不遗余力地帮助艾支顿完成《金瓶梅》的翻译，但老舍从来不提这事。

　　上述作品都是额外收获，起码不是他有意进行独立写作的成果，他的第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取材于自己当劝学员时的一段生活，写一个地痞、高利贷者老张，小学校长，只信仰金钱，以钱为本位，以及他做的一些伤天害理的事。内容从学界深入社会，笔调诙谐，刻画出老北京市民的生活与世相。

　　写作第一部长篇时，许地山已去牛津上学，老舍孑然一身，也没有多余的钱出外消遣，新鲜感已失，便拿了笔写起来，自己和自己讲笑话，借以排解苦闷与寂寞。写出来有好几本文字后，许地山又来玩，没什么题目好谈，他便拿出本子来念了几段，许地山敦促、激励他写下去。

　　老舍又是一向热爱、喜欢文学的，早在师范学校时，就开始有所偏向地进行研习，“偷偷的”写，“用白话写，而且字句之间要放上新的标点符号，那是多么痛快有趣的事啊！”这使他得到训练。

　　此后有闲时老舍就写，大约1926年春，他把它写出来了。立即寄给国内的罗常培和白涤洲看。罗把它转呈鲁迅，鲁迅批评说地方色彩浓了，但技巧上尚有商量的地方。当时，北新书局很想出版，结果《小说月报》的主编郑振铎抢了先，是由于许地山看过后，没提意见，就让老舍寄给他了。

　　老舍自己没抱太大期望，随便那么一卷，扔进邮局，都没挂号。没想到两三个月后，居然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令人耳目一新，很快印成书，畅了销。

五

　　看到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诞生了，老舍快活得连话都说不出，心里笑而泪就在眼圈中，就去一家中国餐馆犒劳自己一顿。

　　可以说，这小说顺利出世，意义非凡。它是老舍创作的真正起点，和那时候的长篇比一比，也是比较胜出的。其独到的北京方言，俏皮尖刻，已初露语言大师端倪。其中有关北京生活、自然风光和青年人爱情心理的描写，尤为精彩。

　　所缺和写《猫》《围城》之前的钱钟书一样，只在小说的布局与构思；有时“幽默”太过，流于油腔滑调。这在初学者，往往是难免的，也是必须经历的磨练过程。

　　这以后，他觉得自己是要真正当个作家了，对未来有了希望和追求，在许地山的介绍下，加入文学研究会。一边拼命读外国名著，一边写第二部探索国民性的长篇《赵子曰》，只不过，这次的主角是年轻人，学生。

　　阅读名著的经历使老舍感到，并非是个名著，就能给好处，对有的作品，他根本读不进，也有的读得很痛苦，即使歌德与莎士比亚，他都不能忍受。

　　他慢慢发现到自己所爱的作家和作品。但丁的《神曲》让他受益最大，明白了何谓伟大的文艺，和文艺能够达到的真正深度。

　　1926年夏，写了一年多时间，《赵子曰》脱稿，老舍先把稿子给朋友看，提提意见，朋友看得直笑。他更有了信心，依旧给郑振铎。1927年春在《小说月报》上连载。

　　最初的创作，在老舍是比较功利的，为了拿一点稿费，解决吃饭问题。

　　许多作家起步时也都很功利，他们不清楚自己将到达什么地方，会取得怎样的成就，能不能成功。他们的自信和追求，是随着外界的肯定、奖许而不断提升的。

　　但在那样的年代，国内正爆发北伐战争，任谁都不能忘记国家大事，原先的底层体验中注进了爱国内容，成为他写作时的思想倾向。

　　9月底，郑振铎到了伦敦，过去二人只有书信往来，一直未谋面，这次老舍就请他出去吃饭，郑振铎作了回请，互道倾慕，非常亲密。

　　1928年，老舍开始阅读康拉德、威尔斯、狄更斯、福楼拜等作家的作品，这都是他喜爱的作家。他们让他明白了文艺的真正深度，懂得了那些能够传之久远的作品，不管什么派别，都是健康、崇高、真实的。

　　狄更斯是他的第一位“老师”，二人在秉性、才情、经历上很相似，使他起步就找到了自己，在《老张的哲学》里，留有对这位老师的“摹仿”痕迹。鲁迅、沈从文、郁达夫等人，也都有过类似的食而不化，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都成了大师。事实上，到《赵子曰》时，老舍就已有了突破。

　　在国外作家中，康拉德是老舍最崇敬的人。他那写实的风格，尖刻的笔调，很得老舍心意。他又使他懂得了怎样去丰富自己的经验，写作不是游戏等。

　　经典作家注重社会生活的观察与体验，也使老舍注意发现了许多旅居国外的知识分子的屈辱、苦难，并直接促成他着手写作了第三部长篇小说，开始形成自己风格特色的《二马》。

　　写它差不多用了一年的时间。当时，老舍已搬到了托林顿广场附近的一座公寓里了。朋友给他讲过许多穷苦的中国人，到处被人瞧不起的故事。他感触很深，写了父子俩在伦敦的遭遇，比较了中英两国的国民性，探索了中国人的出路问题。

　　他一边写，一边念给朋友听，请他们提意见。

　　和前两部不一样的是，它引入了康拉德的倒叙法，起首就见了最后一幕，对故事先有了通盘设计，写来节奏紧凑严密，人物心理描写精致入微，把背景伦敦的环境、氛围，写得那样细腻切真，在狄更斯式俏皮的外壳下，有了真理的苦味，又用了清浅简练的白话，第一次保持完全意义上的老北京人的活的、出味的语言，在质上，是一个大的飞跃。当然，它只是一部在艺术上初步成熟的作品，某些人物尚嫌单薄，计划6月要离开英国，这小说他是狠心“硬行结束”的，以免离开前就寄给《小说月报》，不留心病，所以时间过于仓促，来不及作深入开掘。

　　1929年5月，《二马》开始连载。

　　同时，他还写了一个短篇《旅游》，在《留英学报》上发表了。

　　按合同，7月31日老舍的任教期满，忙申请到80磅回国旅费，看望了朋友，6月底就离开伦敦。花一个多月时间，游览了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意大利等国家，最后在巴黎住下，想找个工作，适逢经济恐慌，大小企业破产，失业者巨多，一个多月后离开了。

　　幸亏这里的朋友还拿着老舍几个钱，仅够买三等票到英属殖民地新加坡。他就开路里了。

　　行20余天，到达后，他已身无分文，决定先去商务印书馆。语言不通，他不认路，由着车夫往前拉，巧的是商务印书馆恰在这条路上，他高兴地下来，找到经理，介绍了自己，说是《小说月报》的作者，说明来意。经理很客气，把他辗转介绍到一家华侨中学做教员。

　　他的学生15、6岁，肤浅，思想上却很激进，让人觉得新思想不在西方，而在东方，英国的孩子不会想到这些天下大事。

　　老舍在那里呆了近半年，再也看不到中国人的愚弱了，相反，他看到的是希望，是中国人无穷的创造力和抗争精神。他不再看好于写爱情小说了，以为世界比爱情大得多，爱情的分量很轻，或许是他一直没有爱情生活的缘故，这样，他开始以明快的笔调写《小坡的生日》。

　　写到五万多字时，学校放假，合约到期，他虽然想留下来，人家却排挤，从中破坏，他干不下去了，加上母亲不断来信，2月底，他只得离开那个给了他“魔力”的地方，在1930年3月到达上海，住在郑振铎那里，用半个月时间完成了它的最后部分，交《小说月报》发表。

　　老舍认为，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并说直到写了这部作品，他才真正明白了白话的力量，可以用最简单的话，来描写一切。

　　可以说，有了这几部作品，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得到了初步的确定。

　　而如果没有许地山这个关键性人物的出现，再往前说，如果不是老舍参加了基督教教堂的英文夜校，又认识主持人宝广林，并在那时候就结识许地山，后来通过宝广林认识艾温士，受艾温士推荐出国，在英国有如此有利、优越的文化环境、条件，那么，很难说老舍就能出去，出去了就能选择走写作这条路，写作了作品就能这样顺利出生。

　　如此，一个天才的成长与出来，确是需要许多方面的因素来成就的。有时候，哪怕是极其偶然的东西悄然而来，不期然而至，任何人都意识不到将意味什么，事后去想想，也会发现它出现得多么不可思议，多么神奇神异，仿佛是造物者上帝的灵感，也只能是一个“灵感”！

　　同时，主观的努力和外界的提携、激励，我们很难说谁更重要，对不同的人，二者的意义不一样。

　　譬如出身世家的人，后一个不很缺乏，所缺的是前者，对来自后一方面的帮助，就没有太大价值。可是，对像老舍这样出身的人来说，在那样一种环境条件下，身边要没有了许地山、宝广林，那么他起码还要摸索多年，去等待其他机会，在摸索、等待过程中，一次次饱受煎熬，一次次灰心绝望，太久了，挣扎的力都会丧失掉，到可以起飞腾跳时，那翅膀却可能再难举动了。

　　可以说，是伦敦成就了老舍，为他打下了丰厚的、创作所需的能力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加上回国后进一步的生活积累与观察，他才写出了此后一系列的经典篇章《离婚》、《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月牙儿》、《猫城记》、《四世同堂》、《茶馆》、《正红旗下》等。

　　而这一切，都是顾城不能想望的，虽然他像老舍一样，出国也是受了邀请。在国外，他不仅融不进大城市去，需要拖家带口，而且没有最低限度的固定收入与生活保障，还接触不了方方面面的人，与外界进行广泛交流，不知道真实的新西兰人的生活状态等等，他的诗作缺少了早期丰富的生命与情感体验。写小说也只能是《英儿》这类的自传体了。

六

　　中国知识分子一般很少如顾城、老舍这样，有机会在国外生活、“打工”，他们的谋生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后来老舍二度出国，还拿着洋人的稿费，可在美国时仍捉襟见肘，要是再不回去，大概连吃饭都难了，除非能找到大学去教书，牺牲自己的创作时间。

　　林语堂在国外的经验大概就能说明其不易。

　　1933年，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想找个中国作家用英文来写一本介绍中国的书，要渗透中国人的基本精神，不为取悦外国人而自惭形秽。林语堂对此很感兴趣，花了十个月时间写成《吾国吾民》，主要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偏重它理想化、人性化的层面，即“把历史文献中许多门面话当作历史的真实”，对中国历史，作了很大程度的歪读。

　　但这是一种可以谅解的歪读——林语堂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只能通过书本，同时也是想寻求其中积极的因素，贡献给世界。

　　1935年9月该书在美国出版，意外成功，四个月间就加印到第七版，成为当年的头号畅销书，林语堂在美国一举成名。夏威夷大学邀请他去教书，赛珍珠夫妇则不断驱他去美国写作。林语堂觉得今后可以专事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了，经过一番计算后，认为全家生活已不成问题，便于1936年8月10日乘客轮离开上海，在纽约住下来。

　　1937年7月，又写成《生活的艺术》，很快畅销，再次高居1938年的全美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欧美国家形成一阵“林语堂热”。他则成了一个光靠版税过日子的专业作家。相继又写了《孔子的智慧》《京华烟云》等名著。

　　不幸的是，打击接踵而至。

　　先是1945年战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与战前相比，通货膨胀了6万倍，林语堂存在银行的14年定期银元13万，等于废纸一堆。再是大女儿婚变，找了个不务正业的男子，过着不安定的生活，惹他伤心，影响他的情绪。给他致命一击的却是40年代后期，他梦想发明中文打字机，花去全部的10万美元储蓄，样机研究出来了，但因成本太高，无力进行商品化生产，也没有谁肯购买这项新发明，为此他负债累累，到1947年时已经倾家荡产了。

　　为生计，他不得不迁居，离开美国去法国，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文学组组长。一边写《苏东坡传》、《老子的智慧》、《美国的智慧》，改写《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唐人传奇等以偿债。

　　稍有好转后，马上就辞了职——他实在不适应那种每天准时上下班，对付人事问题，开会、讨论等紧张的“官场”俗务。

　　可见得，在竞争激烈的美国等地，谋生难，一直是中国人在外生存的最大困惑与障碍。

　　1998年8月6日，中国旅美著名学者、作家刘再复的女儿，给刘的一封信中就说：“过两年你那里的工作结束之后，我们希望你和妈妈到这里和我们一起住。……过两三年，你们就六十岁了，也该放松一些，不要再为谋生而烦恼，可以安心做你们愿意做的事，把心放在你们愿意存放的地方。”

　　也就是说，刘再复自1989年定居美国后，一直没有多少时间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不得不“为谋生而烦恼”，把心首先放在“谋生”上，未写出什么来。

　　然而，等到可以放松，能够从容写些什么的时候，会不会早已“江郎才尽”了呢？

　　这是多少由于种种原因，暂时回不了国的人士，在海外生活所不得不需要付出的代价。

　　其共同的特点在于，他们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已不能像年轻人那样靠读书居留，以打工谋生，而只能凭一点名声，每年找个大学做一年或半年的访问学者，领一份资助。

　　他们几乎永远无法在一个地方安定下来，常常今年九月刚到这里住下，就开始为明年九月到哪里而发愁了。数几年下来，转遍了全美国或全法国——毕竟大学是最适合，也最便于他们去的场所。

　　好在国外的大学多，著名的大学去过后，可以到一些不怎么出名的大学去。不过这就影响到了名流们的精神状态。

　　要知道，一个养活不了自己的人，一个需要靠外界资助、“施舍”的人，是很难保得住中国传统文人式的狂狷或清高姿态的。

　　刘再复的女儿曾从北京大学毕业，在美国读的硕士、博士，顺利获得马里兰大学职位的，照理该上“保险箱”了，其实并不尽然，她有自己的担心：生下孩子后，她的生活整个都改变了，觉睡不好，书读不好，文章没心思写，天天要围着孩子转。“我可怎么办？怎么才能像原来那样又教书又写作？怎么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保姆？就算请到合适的保姆，我是否能够专心地搞学术？我若是不好好教书写作，过几年很可能拿不到‘铁饭碗’。美国的现实就是那么残酷，稍有懈怠，便可能滑入深坑。”

　　这一关顾城没有过得去，他的事迹就具有了一定的典型性。

七

　　有不少中国留学生能通过考试，能念下学位，能吃苦打工，但一旦毕了业却找不到工作。

　　迈不过这道门坎，在一个充满生存压力的国家，失业、贫穷、饥饿时刻威胁着，生活就会一下子变得严峻、残酷起来，他们就成了生活里的失败者。这在欧美诸国，是一向不为人所同情，也看不起的。

　　“国外有许多自由，其中一个自由就是饿死的自由。” 一位博士毕业后没能找到工作的男士这样说。

　　出国前，他们备受瞩目和羡慕。出了国一切却迅速跌落了，不但不能适应急剧变化的环境，心理上也很难承受这种急剧变化所带来的冲击。有的顶不住，就自杀了。

　　相比之下，长期处于被动地位的中国女子，反因其柔性韧性，而更有适应变化的能力。

　　随着男人的渐次“跌落”，他们的婚姻关系势必会重新受考验，经受来自金钱、文化、社会地位、两性观念等多方面、高强度的检验。在国内被视为天作之合的男女，一到海外不少就出现了情感的裂痕，慢慢破裂、分散。其最致命因素也许就是男子终于无力承担支撑家庭的经济重任了。

　　在一个以金钱为衡量事物价值标准的社会里，一个不能养家糊口、不能养活自己的人，不但会被人认为毫无价值，甚至连自己都会怀疑自己的价值。男人在事业上所受的挫折，是他婚姻上出现裂痕的契机。大多数事实都证明，婚姻单靠爱或感情是不够的。

　　尤其在他乡异国，没有任何援助，孤立的一个家庭，面对着整个陌生的环境，其生存压力之大，不出国的人没有亲身体验。况且，到了一个新环境中，男女双方还得重新发现、认识和适应对方。

　　 有人就做过调查，发现多数中国的留学生夫妻，在国外生活的头三个月里，家里总是充满了争吵。双方对外界环境适应程度上的差异多多少少会影响其关系。三个月后，如果丈夫先找到了工作，事业有成，或能挣钱养家，双方会很快重新适应起来，婚姻关系往往能维持下去；相反，如果妻子先出去，事业上比丈夫还成功，并一直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承担者，而丈夫迟迟不能适应，那么这种婚姻关系很难不破裂。

　　因为男人有意无意地总是在扮演着传统的角色，占着主角地位。如果扮演不成，婚姻也就要失去旧日的基础。

　　获得经济独立的女性，在其他方面的觉悟和要求，势必会进一步加强。这时候，她们兴许已不满于仅仅做一个妻子、母亲或女儿，而学会做一个完全的女人了。她们的一切都属于自己，她们要求精神、思想、感情，乃至身体的自由和独立。

　　不少人认为上学期间找个女友不难，难的是找老婆。现在的中国女孩“变”了，谈恋爱行，上床、甚至同居都行，就是别谈结婚。要结婚就先办下“绿卡”，找好工作。

　　国内的女孩子却不是这样，一个个守身如玉，一旦真的失了身，就死活要嫁这一个了。

　　女子在国外的生活也是有不少诱惑的。

　　谢烨的背离顾城，照她自己的说法，主要就是因为物质上的诱惑。

　　她开初可能还是个不太在意享受生活的人，顾城的光环太耀眼，把其他一切都遮蔽了，她被它笼罩了进来；一经有人从旁点醒，她看到了外面显在的差距，她的顾城也实在太不会对付谋生问题了，加之他对她的不忠在先，就有了离开他的条件、可能。

　　此外，性的因素也不能不考虑。

　　这对谢烨来说也许是很次要的东西，但对有些人来说，那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一位从北京考出去留学的女士，曾在一家当地中文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自己先和几个中国男人有性行为，后嫁了一个新西兰人，再有了一个美国男友。根据她的经验、体会，并查问周围的女性朋友，得出一个判断，认为作为性伴侣，西方男人比中国男人要出色，他们更体贴、更性感、更乐于满足女性。十个西方男人中，会有八个表现杰出，两个“马马虎虎”。中国男人却是十个中大概有两个算得“马马虎虎”，其余糟糕透了。

　　出国前，她们根本不懂得“性”在生活里有多重要，有过感受后才明白该享受它了。至于会不会染上艾滋病，只要有套子就行。

　　该文章曾引起华人界的轩然大波，不少中国男士表示了抗议与集会。与会者多达500人。

　　不管怎么说，环境与观念改变了一个人。所有关系都将受到新的考验。

　　一个有意思的对比是，那些能读下学位、找到工作、在海外自己生存了下来的中国女性，往往对有缺陷的婚姻感到难以忍受，追求起爱情来也更为勇敢；相反，那些依靠丈夫而无法在国外自立的“陪读”的太太们，常常不得不退回家庭，扮演起远比在国内时更为传统的女性角色来。

　　老舍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是由于他的夫人子女都留在国内。林语堂遇到过这个问题，是由于他的太太没有职业。而相对于顾城来说，谢烨本是“陪读”性质的，照例不该生事，后来却有了事，正因为外有男人勾引，内有推力举送，自己又作了比较，换了谁，大概都会很难不走出去的。顾城的姐姐顾乡，不是都默认了吗？

　　更不要说，许许多多出国的人士，生活圈子都相当狭小，好像在“参与”着越来越多的事情，从总统选举，到国情咨询，到股票行情，到非洲饥荒，中东战争，但“人家的”都是隔膜的，与他们有关的东西究竟不多。在一个地方一呆数年，见同样的人，说同样的话，逢年过节，几家子相互请来请去。甚至连去商场，也都难得变的。

　　这种单调的生活，只使他们关心的事情越来越琐碎、实际、空虚、无聊，又混杂在那种不切实际的、良好的自我感觉里。

　　对他们来说，出国、留学本身就是一桩可资骄傲的资本，最不行还能回去，充一回“海外华人”“假洋鬼子”，接受一大批拼命往外挤，多数却失败了的人的崇拜。

　　他们将东西方社会在生活、信念、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很自然地就转成了自己和同胞之间的差距，以获得一种难以掩饰的精神上的“优越感”。

　　阿Q的“优越感”是不觉悟的、假想的，从而也是虚幻的、愚蠢的；“海龟派”的“优越感”则是经过真正的比赛、竞争“胜出”后得来的，是出过麻子、天花的人，面对一大帮未出麻子、天花的人时表现出来的，不那么虚幻，不那么愚蠢，而有点让人可理解、可敬重、可同情的。

　　犹如《围城》里那位“部视学”，研究牛津、剑桥导师制的专家，来三闾大学训话，拿足了架势，“平均每分钟一句半‘兄弟在英国的时候’”，其作态、做派，都让人哭笑不得。

　　有这类心态的人不少，所以，一些人宁愿在国外过平庸无为、甚至“当牛做马”的生活，为维护他起码在精神上高人一等的心态，也不肯回国。

　　回国对他们而言，远不止是一个梦。

八

　　一般在国外留下来的人，都不是顾城、老舍这样的半路出家者，而先经过了留学，在留学过程中争到了机会，再不肯回去的。有人把这叫做“人才流失”。

　　哈佛大学博士、著名社会学家、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先生却认为，“人才流失”指的是大量的人才长期在国外不回去，比较起来，这些人在国内所做的贡献明显多于在国外对本国的直接贡献，如果这些人出国前已经做出很大贡献，学成回国后能发挥更大作用，那么他们长期不回国才能算是人才外流，否则他们留在国外只能算是“废”才利用。与其在国内白白浪费自己，还不如有机会留在外面自我实现。“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目前的留学热，大概很小部分是人才外流，大多数算是‘废’才利用。”

　　并且，这批人身在国外，却和母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成为闭塞乡土上向外伸展出去的管道，提供了信息、技术、资源等。美国硅谷的工程师三分之一是华人，三分之二的主任工程师是华人，大多是从台湾出来的，为台湾带去了机会和发达的电子业。

　　当然，技术、实业上的发达并不必然导致自由、民主的体制。适合经济、市场发展的体制，是需要国内的知识分子每日不间断地尽力争取的。

　　很难设想一个没有胡适、李敖、柏扬、殷海光、雷震等人的台湾，会是什么样。假如这些人都“躲”到国外去，无人与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抗争，传播新思想、新文明，那么台湾何年马月废除一党专政、建立宪政体制，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何况，正如1987年6月8日的《真理报》以《偷窃天才的人》为题所指责的那样，从1949至1969年，美国“抢走”发展中国家的14.3万高级人才，使那些人才的母国损失50亿美元的教育费，而流走的人才在20年里又至少可为美国创造630亿美元收入。

　　所以，早在1914年胡适就做了个《非留学篇》，来责难留学，责难重技术发明，不重社会人文学科建设，不重本国大学发展的畸形的教育观，认为：留学者，“吾国之大耻”，“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

　　何以言之？

　　说它是“大耻”，因为我国文明全盛时期，为东洋诸国所表则。当中国人沉酣好梦时，西方各国已造出新文明，开了新天地，“蔽天而来”，过去派遣子弟来我国学习的地方，曾几何时，今天都成了我国学子“问学论道之区”，我几千年文明如败叶遇到疾风。忧时之士，“乃忍辱蒙耻，派遣学子，留学异邦，作百年树人之计，以为异日急起直追之图。于是神州俊秀，西达欧洲，东游新陆”，“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

　　说它“过渡”，在于今日我们处于旧、新文明过渡的时代。旧文明不是不宝贵，只是不适时。人家已是飞机大炮、平等民主，我们还在弓箭鸟铳、圣明天君，能敌得过人家吗？所以那些留学生，扬帆取宝，带回“海外灵芝”，“以他人之长，补我所不足”，使我国古文明，获得新的生机，发扬光大，“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但也有以为科举废除，惟留学得一纸文凭，用作“进取仕禄之阶”，“猎取功名富贵”“车马妻妾”的，这样的留学，“于吾国学术文明更何补哉”？

　　说它“废时”，又因为单学他国之语言，就需花数年时间，废去的光阴，仅换得一个留学的资格，事倍功半。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国外后，“风俗之异，听讲之艰，在在困人”。就是说，听同样的课，本国人只要一小时就明白了，“我国学子，须以一二倍工夫为之”。

　　而且，还有些是自己根本不想学的课程。

　　胡适就曾以自己为例子，谈到他在康乃尔大学选择课程时的麻木，“废时”、“老不成器”，以告诫今日学生要“跟着自己的兴趣走”。

　　他说：

　　目前很多学生选择科系时，从师长的眼光看，都不免带有短见，倾向于功利主义方面。天才比较高的都跑到医工科去，而且只走入实用方面，而又不选择基本学科，譬如学医的，内科、外科、产科、妇科，有很多人选，而基本学科譬如生物化学、病理学，很少青年人去选读，这使我感到今日的青年不免短视，带着近视眼镜去看自己的前途与将来。我今天头一项要讲的，就是根据我们老一辈的对选科系的经验，贡献给各位。我讲一段故事。

　　记得四十八年前，我考取了官费出洋，我的哥哥特地从东三省赶到上海为我送行，临行时对我说，我们的家早已破坏中落了，你出国要学些有用之学，帮助复兴家业，重振门楣，他要我学开矿或造铁路，因为这是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千万不要学些没用的文学、哲学之类没饭吃的东西。我说好的，船就要开了，那时和我一起去美国的留学生共有七十人，分别进人各大学。在船上我就想，开矿没兴趣，造铁路也不感兴趣，于是只好采取调和折衷的办法，要学有用之学，当时康奈尔大学有全美国最好的农学院，于是就决定进去学科学的农学，也许对国家社会有点贡献吧！

　　那时进康大的原因有二：一是康大有当时最好的农学院，且不收学费，而每个月又可获得八十元的津贴；我刚才说过，我家破了产，母亲待养，那时我还没结婚，一切从命，所以可将部分的钱拿回养家。另一是我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农民，将来学会了科学的农业，也许可以有益于国家。

　　入校后头一星期就突然接到农场实习部的信，叫我去报到。那时教授便问我：“你有什么农场经验？”我答：“没有。”“难道一点都没有吗？”“要有嘛，我的外公和外婆，都是道地的农夫。”教授说：“这与你不相干。”我又说：“就是因为没有，才要来学呀！”后来他又问：“你洗过马没有？”我说：“没有。”我就告诉他中国人种田是不用马的。于是老师就先教我洗马，他洗一面，我洗另一面。他又问我会套车吗，我说也不会。于是他又教我套车，我套一边，套好跳上去，兜一圈子。接着就到农场做选种的实习工作，手起了泡，但仍继续的忍耐下去。农复会的沈宗瀚先生写一本《克难苦学记》，要我和他作一篇序，我也就替他做一篇很长的序。我们那时学农的人很多，但只有沈宗瀚先生赤过脚下过田，是惟一确实有农场经验的人。学了一年，成绩还不错，功课都在八十五分以上。第二年我就可以多选两个学分，于是我选种果学，即种苹果学。分上午讲课与下午实习。上课倒没有什么，还甚感兴趣，下午实验，走人实习室，桌上有各色各样的苹果三十个，颜色有红的，有黄的。有青的……形状有圆的、有长的、有椭圆的、有四方的……。

　　要照着一本手册上的标准，去定每一苹果的学名，蒂有多长？花是什么颜色？肉是甜是酸？是软是硬？弄了两个小时。弄了半个小时一个都弄不了，满头大汗，真是冬天出大汗。抬头一看，呀！不对头，那些美国同学都做完跑光了，把苹果拿回去吃了。他们不需剖开，因为他们比较熟悉，查查册子后面的普通名词就可以定学名，在他们是很简单。我只弄了一半，一半又是错的。回去就自己问自己学这个有什么用？要是靠当时的活力与记性，用上一个晚上来强记，四百多个名字都可记下来应付考试。但试想有什么用呢？那些苹果在我国烟台也没有，青岛也没有，安徽也没有……我认为科学的农学无用了，于是决定改行，那时正是民国元年，国内正在革命的时候，也许学别的东西更有好处。

　　那么，转系要以什么为标准呢？依自己的兴趣呢？还是看社会的需要？我年轻时候《留学日记》，有一首诗，现在我也背不出来了。我选课用什么做标准？听哥哥的话？看国家的需要？还是凭自己？只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我”；一个是“社会”，看看社会需要什么？国家需要什么？中国现代需要什么？但这个标准——社会上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需要，现在可以说三千六百行，从诺贝尔得奖人到修理马桶的，社会都需要，所以社会的标准并不重要。因此，在定主意的时候；便要依着自我的兴趣了——即性之所近，力之所能。我的兴趣在什么地方？与我性质相近的是什么？问我能做什么？对什么感兴趣？我便照着这个标准转到文学院了。但又有一个困难，文科要缴费，而从康大中途退出，要赔出以前二年的学费，我也顾不得这些。经过四位朋友的帮忙，由八十元减到三十五元，终于达成愿望。在文学院以哲学为主，英国文学、经济、政治学之门为副。后又以哲学为主，经济理论、英国文学为副科。到哥伦比亚大学后，仍以哲学为主，以政治理论、英国文学为副。我现在六十八岁了，人家问我学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学些什么？我对文学也感兴趣，白话文方面也曾经有过一点小贡献。在北大，我曾做过哲学系主任，外国文学系主任、英国文学系主任，中国文学系也做过四年的系主任，在北大文学院六个学系中，五系全做过主任。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学些什么，我刚才讲过现在的青年大倾向于现实了，不凭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去选课。譬如一位有作诗天才的人，不进中文系学做诗，而偏要去医学院学外科，那么文学院便失去了一个一流的诗人，而国内却添了一个三四流甚至五流的饭桶外科医生，这是国家的损失，也是你们自己的损失……今日台大可说是台湾惟一最完善的大学，各位不要有成见，带着近视眼镜来看自己的前途，看自己的将来。

　　听说入学考试时有七十二个志愿可填，这样七十二变，变到最后不知变成了什么，当初所填的志愿，不要当做最后的决定，只当做暂时的方向。要在大学一、二年的时候，东摸摸西摸摸的瞎摸。不要有短见，十八九岁的青年仍没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前途、职业。进大学后第一年到处去摸、去看，探险去，不知道的我偏要去学。如在中学时候的数学不好，现在我偏要去学，中学时不感兴趣，也许是老师不好。现在去听听最好的教授的讲课，也许会提起你的兴趣。好的先生会指导你走上一个好的方向，第一、二年甚至于第三年还来得及，只要依着自己“性之所近，力之所能”的做去，这是清代大儒章学诚的话。

　　现在我再说一个故事，不是我自己的，而是近代科学的开山大师——伽利略（Galileo ），他是意大利人，父亲是一个有名的数学家，他的父亲叫他不要学他这一行，学这一行是没饭吃的，要他学医。他奉命而去。当时意大利正是文艺复兴的时候，他到大学以后曾被教授和同学捧誉为“天才的画家”，他也很得意。父亲要他学医，他却发现了美术的天才。他读书的佛劳伦斯地方是一工业区，当地的工业界首领希望在这大学多造就些科学的人才，鼓励学生研究几何，于是在这大学里特为官儿们开设了几何学一科，聘请一位叫RICCi 氏当教授。有一天，他打从那个地方过，偶然的定脚在听讲，有的官儿们在打瞌睡，而这位年轻的伽利略却非常感兴趣。是不断地一直继续下去，趣味横生，便改学数学，由于浓厚的兴趣与天才，就决心去东摸摸西摸摸，摸出一条兴趣之路，创造了新的天文学、新的物理学，终于成为一位近代科学的开山大师。

　　大学生选择学科就是选择职业。我现在六十八岁了，我也不知道所学的是什么？

　　希望各位不要学我这样老不成器的人。勿以七十二志愿中所填的一愿就定了终身，还没有的，就是大学二、三年也还没定。各位在此完备的大学里，目前更有这么多好的教授人才来指导，趁此机会加以利用。社会上需要什么，不要管它，家里的爸爸、妈妈、哥哥、朋友等，要你做律师、做医生，你也不要管他们，不要听他们的话，只要跟着自己的兴趣走。想起当初我哥哥要我学开矿。造铁路，我也没听他的话，自己变来变去变成一个老不成器的人。后来我哥哥也没说什么。只管我自己，别人不要管他。依着“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学下去，其未来对国家的贡献也许比现在盲目所选的或被动选择的学科会大得多，将来前途也是无可限量的。

　　钱钟书也觉得，为拿一个学位赔掉许多时间，“白费功夫读些不必要的功课，想读的许多书只好放弃”，很不值当。

　　譬如考“版本与校勘”，要能辨认十五世纪以来的手稿，他毫无兴趣，不得不一边苦学，一边日读一本侦察小说“休养脑筋”，考试还是不及格，只好暑假后再补考。

　　得了牛津大学的学士学位后，钱钟书“从此不想再读什么学位”，去了巴黎大学进修。

　　杨绛则以为，如果在牛津时，他就能有许多“自由阅读的时间，准会有更大的收获”。

　　说它“伤财”，则可以一笔帐算出：在上海最贵的学校上学，一年的花费大概是250元。而官费留学，费用不下2000元，是上海的八倍。这样一个学生培养了出来，国内可以培养出八位来。而其人“果能有益于社会国家与否，犹未可知也”。

　　说它是“救急”，因为自己没有的，才需要学习，自己有的，就不需要了。文明一旦更新，自己该有的到那时都已有了，所以，今日的“求之于人”，是为了“他日吾自有”作“预备”。然而，单单只是这样的文明，终究没有发达的希望。留学生较少的时候，我们曾出过严几道、梁卓如、马君武、林琴南等翻译家，翻译的作品不可胜数，介绍新思想，输入新文明，业绩让人敬佩。现在的留学生多了，反而没几个搞翻译的了，“心目中惟以留学为最高目的”，所学只用外国课本，学成归来后，或因为“国学无根柢”，不能著书立说、翻译文章，或因为斤斤于金钱仕途，没有时间兴趣写东西，结果连翻译家都少了。“输入新智识”，“为祖国造一新文明”，靠的什么呢？只有多写书、多翻译、多办报纸杂志。可是如若把精力都用在留学上，不去“以本国文字求高深之学问”，则“国内文明永无增进之望”。每念至此，有志之士未尝不不寒而栗，“为吾国学术文明作无限之杞忧也”。

　　钱穆更认为，技术性人才可以借助外力培养，社会人文学科，尤其是一国之国学，非本国人自己尽力不可。所以他排除万难，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即香港中文大学前身，在祖国大陆传统文化遭受灭顶之灾时，保住了老祖宗的一点香火，教出来不少的国学人才，如余英时等。

　　可见得，留学只是个过渡，应该考虑到过渡以后的建设问题，尤其要考虑到“长久之计果何在”。

　　“要而言之，则一国之派遣留学，当以输入新思想为己国造新文明为目的。浅而言之，则留学之目的在于使后来学子可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是故留学之政策，必以不留学为目的……派遣留学至数十年之久，而不能达此目的之万一者，是为留学政策之失败。”

　　但实际情形是，留学政策实施了四十年，中国却仍无学界和学问，遑论新的文明。原因有二：一是政府不知道振兴国内教育，只知道派遣留学，舍本逐末。学生又以“速成致用”为则，崇“实业工科”，轻“文哲政法”，“岂非大误也哉”！“留学收效速而影响微，国内教育收效迟而影响大。”其二，留学生志不在为祖国造新文明，而在一己之利禄衣食，志不在久远。

　　从整个留学界的现状看，所缺者有三：第一，苟且速成。为得一纸文凭，以为啖饭之具。鬼混下来，只够“问学之初级”，对于高深的学问，“未窥堂奥”。回国了，却“尊之如帝天”，“留学生亦洋洋自满”，这样的人，对教育、对文明，“终无幸耳”。第二，重实业轻文科。前者的人数是后者的好几倍。

　　中国需要实业人才，但是“吾国今日政体之得失、军事之预备、政党之纷争、外交之受侮、教育之不兴、民智之不开、民德之污下，凡以此种种，可以算学之程式机械之图型解决之乎？可以汽机轮轨钢铁木石整顿之乎”。

　　人们只知道“国家之患贫，实业之不兴，物质文明之不进步，而不知一国治乱，胜衰之大原，实业工艺，仅其一端，若政治之良窳、法律之张驰、官吏之贪廉、民德之厚薄、民智之高下、宗教之善恶，凡此种种之重要，较之机械工程，何啻什百倍。……无工程之师，犹可聘诸外人……至于一国政治法律宗教社会民德民智，则万非他人所能代庖……吾国人受梁任公严几道之影响大乎？抑受詹天佑胡东朝之影响大乎？晚近革命之功，成于言论家理想家乎？抑成于工程之师机械之匠乎？”

　　第三，数典忘祖，不讲求祖国之文字学术。这样的人因无知而无自尊，亦不能输入文明。

　　留学却不可废。过渡之时代一日未过，则留学一日不可废。

　　因而，今日教育的惟一方针，在于造一新文明。留学的目的，也在为介绍新文明而预备。

　　“今日之大错，在于以国内之教育仅为留学之预备”，国内教育仅为留学之预备，名校都重西文，以出洋留学为最高目的，学校也以本校学生考取留学官费，或直接入外国大学为职，“流弊所及，吾国将年年留学永永为弟子之国，而国内文明终无发达之望”。

　　到了1980年代以后，更出现了一种自相残杀的形式——“托福”考试，600分以上的中国考生成千上万地涌现。但美国高等学校为中国学生提供的奖学金数额是固定的，它不会因为你分数高，而挤掉别国学生的名额，更不会叫本国学生吃亏。独木桥上的竞争便空前残酷了起来。成功者毕竟少，多数是毫无结果的。

　　不仅如此，这样的竞争没有增长个人能力的作用。有关考试的技巧性占着越来越重的比例，成绩和能力往往是两码事。

　　这便是现代中国学生的悲哀——一入大学门，许多新生其他全应付着，只背诵生词，记忆语法，钻研技巧，殚精竭虑，攻克了英语这个“堡垒”，托福或雅思考试的成绩绝顶的高，拿上了出国的通行证。越是清华、复旦、北大、人大这样的名牌大学，这类的人越多。结果什么能力没有，只换得一纸文凭。这样的教育，惊人地失败。

　　久长之计只在振兴本国的高等教育。留学也是为振兴国内高等教育之预备，仅可视为增进国内高等教育之一法，“以为造成专门学者及大学教师”。

　　有了这个目的，出国留学者都应通晓国学与历史，能作文，将来才可以介绍国外的先进文明。不合这资格的，就不许出去。

九

　　１８４６年８月，香港玛礼逊教会学校校长勃朗先生，因健康原因，决定回美国。临走前，他来到班上，说要带几个同学走，以便他们能在美国完成学业。如果谁愿意，请站起来。

　　那时候出国，很可能就是个生离死别。或许是初生牛犊的缘故，末满１９岁的容闳、黄胜、黄宽相继都站了起来。当时他们谁也不会料到这意味着什么，自己将去开创一段历史的新纪元，成为中国首批留学生。

　　１８４７年１月４日，他们在广州黄浦港登上一艘运载茶叶的帆船，远渡重洋，颠簸９８天后，１８４７年４月１２日，船只驶进仅有二三十万人的纽约港。１８４８年，黄胜因病回国。两年后，黄宽亦转往苏格兰去学医了，只有容闳留了下来，１８５０年考入耶鲁大学。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他已初步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坚信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有机会受到他那样的教育，通过这种西式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起来。

　　１８５４年，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留学生，容闳毕业了。是年冬天，他带着文凭与雄心、梦想，回到充满战乱、贫穷和愚昧的祖国。

　　１８６３年，容闳有机会结识朝廷中最有远见、权势的人物曾国藩，游说他来实施自己的留学生派遣计划。计划分四年进行，每年选送３０名１２-１５岁之间的幼童赴美，期限１５年。再分四次返回。

　　１８７０年，曾国藩上书朝廷，任命容闳为“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副监督，负责招选第一批幼童出洋。

　　当时出洋生死难卜，招生很不容易。内地招生不足，只好到开化较早、得风气之先的沿海一带去招。第一批赴美的３０名幼童中，就有２５人来自广东。并且幼童的家长还须具结，保证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

　　招生完毕后，容闳先期赴美。

　　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１日，３０名中国男孩，穿着长袍马褂、拖着大辫子，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邮船，远渡重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幼童留美”奇迹。

　　 他们被分在美国人家里生活，很快适应了环境，学会了打棒球、踢足球、溜冰、骑脚踏车等等。

　　容闳赞许这些变化，以为到国外接受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培养学生们具有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谁料出洋肄业局正监督、翰林出身的陈兰彬，容不得孩子们的“自由化”，视之为“污染”，指责起容闳，说他偏袒纵容。

　　中国人内心深处向来怀有一种恐惧，怕自己或别的同胞变成“非中国人”。这种恐惧多少植根于中国人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种族意识”，又因近代中华民族饱受欺辱的经历而染上一层民族主义色彩。它长久缠绕着中国人的心灵，蒙蔽着中国人的理性。

　　１８７５年，陈兰彬调任驻美公使。继任的吴嘉善，也是翰林出身，但性情怪僻。他到任后，就因孩子们谒见时不行跪礼而勃然大怒，斥责容闳纵容学生。又和恭亲王奕訢等上奏朝廷，说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末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恶习……”，建议从速解散“出洋肄业局”，撤回全部留美人员。

　　１８８１年９月６日，清廷决定招回全数留学生，结果真正完成了大学学业的只有两人，多数学而未成。其中６０多人中断了在大学的学业，不少还在中学学习。

　　第一次公派留学尝试，就这样夭折。

　　尽管如此，其中还是涌现了一批优秀人才。如设计建造京张铁路的詹天佑，勘探建设唐山开平煤矿的吴仰曾，总理唐绍仪，外长梁敦彦，电报总局局长唐元湛等。其他留学日本、欧洲的则有严复和孙中山等人。

　　1898年，张之洞等人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这样的看法拿今天的标准衡量，尽管有极端之嫌，经不住推敲，但以当时国人的教育条件和环境来说，似不为过。同年，光绪皇帝才决定“以派人出洋留学为要”。

　　 １９００年（光绪二十六年），北京爆发“庚子之乱”，几十万号称“金钟罩体”“刀枪不入”的白莲教、义和团团丁，“以干戈为儿戏”，“揭攘夷之义旗”，入京围攻各国使馆，毁坏教堂学校，杀死教徒行人。不久，八国联军为“救”困，出兵攻陷天津、北京。帝后猖狂出逃，联军驻北京一年有余，美国政府首允议和。１９０１年，李鸿章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同意向十四国赔银四亿伍千万两，分四十年交付，由十八省按贫富分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庚子赔款”。

　　１９０８年12月28日，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下令：美国政府除确实费用及一切损失赔偿一千多万美元外，所余一千两百多万美金，实为浮数，受之有愧，“应以之退还中国，以全友谊”。

　　1908年7月11日，美国驻北京公使把这个决定照会中国政府。9月14日，中国政府在答书里说：素仰贵国教育之发达，是以敝国政府现已决意用此退还之赔款，每年派遣学生若干人，至贵国留学。

　　并约定修实业工程诸科者占十之八，修政治法律者占十之二。1-4年，每年派学生一百人。第五年以后每年派五十人。

　　1909年8月，第一次招考在北京举行，６３０人应考。初试为国文、英文和本国史地，取６８人；复试为物理、化学、博物、代数、几何、三角、外国历史和外国地理诸科。取４７人。１０月赴美时，外加了３名贵胄子弟，共５０人。所学专业大多是化工、机械、土木、冶金及农、商各科。

　　１９１０年８月又举行第二次招考。初试考国文、英文。国文题目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英文题目则是“借外债兴建国内铁路之利弊说”。复试考了西洋史、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几何和世界地理等科。４００多人应考，最后取７０人。

　　１９１１年第三批庚款留美学生招考，取６３人。

　　１９ｌｌ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学校正式成立。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１０００多人。

　　1904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则派出47名留学生。

　　这一阶段，是中国政府第二次大规模地向外派遣留学生。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教育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以及现代许多新学科的创建者。其中的杰出人士就有1909年的梅贻琦，1910年的胡适、赵元任、竺可桢，1914年的金岳霖，1915年的袁复礼，1916年的吴宓、陈达、燕树棠，1917年的查良钊、汤用彤，1919年的叶企孙，1920年曾昭伦、萧公权，1921年的蒲薛风、李继侗，1922年的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1923年的顾毓琇、吴景超，1926年的贺麟，1927年柳无忌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教授，执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或西南联大。

　　进入20世纪后，还兴起了大规模的留日高潮。

　　那时候去日本，就像从北京去天津一样，不需办任何手续，因此，到1906年时达到一个高峰，单学生就有两万多人。不少受到通牒的政治人物，也纷纷去日本避难，寻找新的机会，发展自己的组织。

　　而自１９１２年起，由吴敬恒、蔡元培、汪精卫等人组成的“留法俭学会”，利用当时法国因欧战而急需劳工的机会，组织中国青年赴法，以工求学，为出身贫苦的青年留学西方提高了条件，得到热烈响应，赴法人数逐年增加。到１９２０年左右，在法的学生已达两千多人。其中文化界的杰出人士就有陈独秀、鲁迅、徐志摩、朱自清、周作人、林语堂、许地山、梁实秋、冰心、梁思成、林徽音、郭沫若、巴金等。

　　１９２８年８月１７日，清华学校正式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１９３３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届庚款留英学生。1935年，留学人员达到高峰，当年就有１０３３人出国。包括考取第三届庚款留英的钱钟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学事业再一次受到极大冲击。到１９４１年时，出国者只有５７人了。抗战胜利后，１９４６年７月就举行了全国公费留学考试。应考者多达４４６３人。该年留学总人数攀升到７３０人。紧接着又是内战爆发，１９４９年后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中国人就只能站在自己的土地上，而去不了别的地方了。“留学”更如天堂、地狱一样遥远，普通人是不敢想象的。

　　直到１９７８年７月７日，中美科技代表团举行会谈，才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方面同意向美国派遣留学生。

　　１９７８年底，首批中国留学生赴美的消息见诸报端。他们几乎都是被组织按指标、名额“安排”、“挑选”出来的，大部分是访问学者，小部分是外语好的研究生、本科生，竟至于英语好的被派到了日本，俄语好的被派到了法国。即使到了1980年代初，出国留学仍只是少数著名科学家和一些幸运的名牌大学高材生的事情。１９８０年，虽有三四千人自费留学，但其手续办理仍需一定的“特殊照顾”，有时需要进京活动，走访主管领导。

　　１９８１年１月１４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等七个部门“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请示”，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

　　短短几年中，中国人的“留学意识”迅速提高，自费留学使无数普通的中国青年学子第一次发现了一个梦想。１９８３年，自费人数仅有一千多，１９８６年，数字已增长十倍，１９８７年再翻了十倍，自费人数突破十万大关，成为一股无法阻挡的潮流。

　　2000年，单在美国的留学生中国大陆就五万四千多，台湾近两万，香港也有七千五百多，三地总数八万一千多，占留美外国学生总数的17.8%。这是一笔庞大的投资。

　　华裔人才遍天下，出国后他们大多没有回来。

　　东南亚最繁荣的地区，就大半是由华人搞起来的。美国十多万第一流科学家、工程师中，华裔占四分之一，著名大学有三分之一的系主任是华裔，甚至于“没有中国教授的大学，不成其为第一流的大学，没有中国医生的医院，不成其为第一流的医院”

　　卡特总统则说：美国对中国将要没有什么国防秘密了，她的每一个国防科学的要害部门都有中国人。

　　美国是得益于外来人才最大的国家。在美华侨一百多万，几十万是知识分子。美国“1990年以后的360名最杰出的科学家中，从外国引进的有65名，占18%；在114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引进的有40名，占35%；在631名科学院士中，引进的141位，占22……战后从发展中国家移居到美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近10万人，使发展中国家损失教育投资达40亿美元……拉美各国每年8%的理工科毕业生、20%的人文学方面的毕业生，大多数是精英，流向美国”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人不惜打破自己的战略部署，用一个伞兵师、两个装甲师加上整个第六集团军组成一支作战部队，斜插法军战线，掩护一支以阿尔索斯命名的原子侦察部队，主要的目的不过是要“抢”一个海森堡。

　　然而，“抢”来一个人容易，难的是留住他，留住他的心，这才是最根本的。

　　美国之能吸引人才，主要原因大概不在于她的强盛、她的外部条件，这仅仅是一方面，而主要在于她内在的诱惑与吸引力。

　　中国历史上就有先例。

　　楚汉之战时，刘、项大战70次，小战40次，刘邦屡战屡败，身伤12处，项籍兵威声望远胜刘邦。但最后垓下一战，竟只自刎乌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谋士、良将大多在项籍处失意，跑到刘邦那里去了。贵族张良、游士陈平、狗屠户樊哙、吹鼓手周勃、布贩子灌婴、车夫娄敬、流氓韩信、强盗彭越、酒鬼郦食其，一一被刘邦收用；而刘邦自己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小无赖。相反，一代霸王项籍，身边只有一个谋士范增，却仍不肯留用。

　　因此，丁学良教授感叹的“废”才利用，所叹的是它的表面现象，对于内中原因，他不是说不清，而是不愿说。

　　谁不留恋母土，谁不希望祖国强大，但是连顾诚这么一个很不会谋生的人都硬是出去了，那背后的原因难道可以忽略不计吗？

十

　　如果说，“文革”中的那代人是在一场又一场“运动”中磨练出来的话，那么，“文革”后的一代人则是在一场又一场“热”中成长起来的。

　　文学热、经商热、美学热、文化热、卡拉OK热、出国热……这些热，有的是为情绪的发泄，多数是觉得它有用，为自己提供了机会、可能。

　　尤其“出国热”，是挑战，是检验，是机遇，是解脱，是一次“成功”的“胜利大逃亡”——出于对环境现实的失望，人们渴望逃离这块土地。但他们很快又发现，“逃离”的“成本”有时候是巨大的，在国外生活，所需付出的代价，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承担得起的。

　　就有人说：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运动、批评、斗争、游行和举国欢呼、群情激愤、你死我活、誓不罢休等折腾后，到1970年代末期，那时的中国社会铁板一块，未给年轻一代留下太多发展空间。无政治可投入，无财富可追求，没有可供精神自由驰骋的疆场，甚至在私生活中也没有一方不受侵犯的个人领地。年轻人在这个社会里生存，需要学会的不是全力奋斗，而是耐心等待。

　　等待什么？

　　说不清楚。

　　在这样的形势下，“出国梦”即使可能是一场噩梦，但它给一代人带去了选择的自由生活、生活的希望和奋斗的动力。他们出去，有的因志存高远，有人因怀才不遇，有的因嫌钱太少，有人为婚姻不幸，也有为争取言论自由，甚至只是为了多生一个孩子的。而且，出国本身就是一件值得追求的事。无聊空虚的生活马上会变得紧张充实。没时间忧国忧民，抨击时弊了，也没工夫牢骚满腹，埋怨领导了，更不去计较奖金、职称和大家对你的看法了。张扬出了一种新鲜的活力。毕竟一个大家族，如果子女们没出息，一定会都守在家里，为一点遗产打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相反，子女有出息的，都会走出家门，去创立自己的事业。

　　Qian Ning在《留学内幕》里就说：

　　许多人觉得，出国难，不在于海外大学的入学录取，不在于公安机关的护照办理，而在于单位同不同意放你。

　　在中国，单位一直具有“全能”的社会功能：管生老病死，管吃喝拉撒，管发工资，管分房子，并兼管节日购物、幼儿入托……除此之外，它还管着每个人的“关系”——档案袋。……即使拿到海外大学的录取通知，办好经济担保证明，在单位介绍信开出之前，没人敢担保就一定能跨进公安局签证科办理护照。

　　这单位介绍信能否顺利开出，常常取决于某个单位领导的开明程度，和人事科或人事处具体办事人员某时某刻的心情好坏。

　　中文是一种很具弹性的语言，用这种弹性语言写成的各种条文则更具弹性。

　　而且，政策总是掌握在领导和办事人员手里，常秘不示人，所以，具体执行起来，可以灵活掌握的地方总是有的。如果领导上不想让你走，或人事干部有意刁难，大者可说国家人才不能外流，小者可讲单位缺你不行。当然，有时是无须什么理由的，就是不放你。

　　跟领导“磨”出国，需要有“谈话艺术”。

　　有人说得“诚恳”：“您瞧，我没入党问题，没住房问题，没职称问题，也还没有计划生育问题，就这么一个出国问题，您就帮我解决解决吧。”

　　 有人说得轻松：“您当我被判了十年刑，算是海外执行。”

　　 也有人说得粗俗：“头儿，您就当我是一个屁，放出去算了。”

　　跟人事部门的同志打交道时，则需格外谦虚。我相信，所有为开介绍信而走进人事部门的人，无论在外面多狂，进门时也一定会小心翼翼地满脸堆笑。如果只堆堆笑，自然还好，有些地方，有些时候，仅仅是“精神文明”恐怕是不够的，多多少少需要一点“物质文明”。

　　一个在俄亥俄州读书的40多岁的老留学生，读完博士后，一直找不到工作，但死活不愿回国。原因之一就是：当年出国时，为办各种手续，他到处烧香磕头，当够了孙子。“我可不想再回去受那个气了。”……因此，海外留学生心中所留下的“祖国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年各自在单位里的境遇。人们毕竟难以脱离自己生活的环境，观点和想法的形成往往基于个人经验。

　　就好像华侨越老越爱国似的，留学生在国外生活时间越长，爱国之情就越深。

　　更实在的说法是：“爱国，这就要有资本。”……可见得，中国人的爱国之情极易受挫。

　　尤其是想起当年在国内单位里所受“待遇”，或现在因某些事不得不与原单位再次打交道时……

　　而许多中国留学生最终留在海外生活，显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国家“民主自由”的吸引，更主要的是因为发达社会里的“物质的诱惑”。

　　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显然不应该是一种罪过。

　　实际上，物质生活对人的精神世界自有另一种影响。

　　在短缺经济的状况下，人是很难具有什么民主自由意识的。上街买个东西，要有票证，要央求售货员，要走后门。

　　这种每天进行的商品交易活动，无形中不断强化着个人对政府和社会的依赖，塑造着人的奴性。

　　西方物质的丰富，使人从小就具有一种强烈的选择意识，从日常商品到日后的职业，从生活方式到政党政客，个人的选择权往往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而个人的选择权，实质上是自由民主最基本的涵义。

　　“美国梦”首先是一种很物质化的梦：一幢房子——房子意味着家庭、孩子、汽车、狗和稳定的工作。

　　但也有美国学者强调，这种物质化的“美国梦”包含着一种美国精神：每个人都有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并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生活中的梦想。

　　因此，面对西方社会的物质世界，中国留学生受到的倒也不仅仅只是物质的诱惑，这中间自有一种精神的熏染。

　　在西方社会，要是没有钱，即使充满自由，你也没有多少自由可享用；即使人人平等，你也得不到多少尊重。

　　所以，有钱不一定幸福，但没钱一定不会幸福。

　　那些越是对穷的滋味体会很深的人，对金钱重要性的感受也就越强。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权力社会。整个社会围绕权力的轴心运转。在这种社会环境里，有钱固然可以使小鬼推磨，却并不一定总能通神。

　　 美国则是一个“流动”的金钱社会，没有贵族和平民，没有上层和下层，有的只是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但有钱的人可能会渐渐没钱，没钱的人可能会慢慢有钱。

　　 在美国，金钱不但能够左右政治，影响经济，而且，成为了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甚至渐渐渗入了人的思维方式。

　　 美国社会就像一个不断制造金钱又不断吞食金钱的不停转动的大机器。……一个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的33岁的博士生说，初学美国政治学，听教授讲美国的建国理想就是建立一个“弱政府”以保证政府无法控制个人时，他大惑不解。……自己向来认为政府是应该加强，不然，如何管理人民呢？

　　 我们的思维不自觉地被自己的社会存在所局限，并进一步被自己的文化传统所局限。只有当我们走出自己的社会，见到另一个不同的社会时，我们才有可能领悟到自己意识的局限。

　　但是，对一个人或民族来说，真正可怕的还不是这种意识的局限，而是在这种局限中形成的一种绝对思维模式。

　　我们不自觉地以自己社会的一切，作为是非标准来判断其它社会的一切。

　　有时，我们能走出国门，却走不出这种绝对思维模式。

　　不少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在外面看到的只是一些“西洋景”。国外的东西，有时尽管新鲜、有趣，但只要不符中国人的传统，便自然属于古怪和异常一类。

　　这种态度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视异族为“蛮”、“夷”，呼外国人为“鬼子”的“中央大国”的心态。

　　 当然，这种绝对思维模式也可以逆向呈现。1978年后，当在几十年隔绝后重新打开国门时，中国人被外面的世界惊呆了。于是，不少人的思想立即趋向另一个极端：西方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科学的，而中国的一切都是丑陋的、病态的。

　　 基于这种绝对思维模式，人们往往会形成一种僵硬的“对错”意识。人们几乎是先验地从自己的社会生存方式中获得“正常”的观念，并不自觉地以其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就在把自己放在“正常”位置上的同时，他们便将别人放在“异常”的位置上。于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变成了“唯一正确”的事情了，使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卫道”的狂热和迫害“异端”的残酷。最终导致思想的禁锢、文化的封闭和政治的专制。

　　实际上，人类社会生存方式多样，生于其中的人才能逐渐摆脱过去狭窄的“对错”意识。

　　可在中国社会，这种“对错”意识还很强烈，主要体现在对“统一思想”的认同。

　　“思想”的“统一”总是以对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性的承认为前提的，这种对“统一思想”的认同，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成为一种潜意识。

　　一个美国政治学教授曾在中国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大多数中国人都说相信民主，但同时又都赞同“思想统一”。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中间的内在矛盾。

　　当“统一”了的“思想”进一步变成信仰、主义或是“明天的理想”——某种要求人类为之作出巨大牺牲才能实现的抽象原则时，人类社会便会进入悲剧时期。

　　历史上，人类被推向灾难的边缘，常常不是因为某些人有意要将大家引向地狱，而是因为一些人坚信只有他们才知道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

　　自1986年开始，一大批更年轻的中国留学生闯到美国。……他们从重点中学毕业就直接进入重点大学。在大学里不但准备“托福”，而且收听“美国之音”，熟知美式“民主”、“人权”，说得出美国摇滚歌手的最新排名榜。他们似乎生来就是要去美国留学的一代。肩上没有什么报效祖国的重负，心里也没有什么营建小家的盘算，只是渴望闯荡天涯，见识世界。

　　“留学，像人生一样，是一个过程。我只希望能enjoy（享受）这一过程。”

　　这批留学生适应极快。

　　“一年开快车，二年谈对象，三年爱辩论，四年不要娘”。不像上一代留学生那样，省吃俭用好几年，然后买一辆旧车，而是一来就要买好车，买跑车，买新车。

　　他们没有钱怎么办？

　　想办法贷款。

　　第二年，不少人就开始date（约会），不但找中国姑娘，也敢找“碧眼金发”的。

　　第三年，英语流利了，说话不结巴了，于是便爱和人辩论，有理没理的，都要和人争上几句。

　　到了第四年，美国的一切变得习以为常了，而“祖国”已变得遥远而模糊了。……在这一片多少带些浮华色彩的喧闹的背后，折射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培育出来的进取精神。

　　由于西方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影响，留学生身上已很少再看到那种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常见的充满“人生虚幻”感叹的东方式超脱，而多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冒险精神。

　　对这一代中国留学生来说，“打工”如同是又一场“再教育”。不同的是，当年，他们在农村所经受更为艰苦的劳动锻炼时，多少还有一种沉浮于政治运动的悲壮；如今在美国打工，则完全是一种迫于生计的无奈。

　　不管在国内多么的风流倜傥或多么的抱负不凡，到了美国，如果没人供养而又别无长技，为了谋生，就得先去打工。

　　从中国读书人一下子变成了美国“劳动人民”’，这种社会角色的转换，使不少虽经“劳动改造”而潜意识中“社会等级”观念仍很强烈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理上备受冲击。

　　在一次中国同学会举办的晚会上，一个女留学生一见面就自嘲地告诉我，她是直接从餐馆来的，浑身都是莱油味。她以前是学美学的，现在一家中国餐馆打工。

　　“我现在白天什么都不想，不过，有时夜里会做一些不愉快的梦，心里压抑着的东西都会浮现出来。”

　　另一个过去写过不少报告文学的40多岁的知名记者则说，当他一个人穿着雨衣、雨靴，在一家中国餐馆潮湿的地下室里发豆芽时，他只能一面将这一切作为一种“生活”来体验，一面默诵孟老夫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名言来支撑自己的精神。

　　这场美国式“再教育”，使历来具有生存依附特性而又长期习惯于“铁饭碗”制度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估计自己的生存能力和社会价值。

　　当年，多少满怀“做学问”的热忱赴美“深造”的中国留学生，一到美国才发觉，美国社会的结构重心不在政治，不在文化，甚至不在科学，而在商业经济。历史上，有一个美国总统曾说过：“美国的事业就是商业。”

　　的确，在美国社会里，一切价值都可以用商业价值来衡量，而商业上的成功又是一切成功的不可缺少的基础。……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商业世界，最终将吸引许多有才华和胆识的留学生投身其中，成为他们争雄的战场。

　　顾城等人不在上列之中，他们是写在“中国人的出国梦”边带上的人，不是作为留学生出去的，也不是为求投身商界，拼搏一番出去的，取的恰恰是东方式的“超脱”的生活态度，自动地划归于“逆流”系列，与外界格格不入。其悲剧就在于，他们却需要不断去适应别人，改造业已成型，且有了一定社会成就的自己。这有多艰难！加之顾城身边的人，一个个都在“适应”着，纷纷改了，“下海”了，顾城却不肯，力图把两个他最心爱的女人都拴在身边。

　　拴不住，她们要走，都不能接受自己的生活方式，乃至精神、心理状态了，顾城的死期也就到了。

　　看来，这个世界是没有天堂的，而和西方比起来，我们这边像是距着天堂更远，要不然做着出国梦的人，何以会那样多呢？

　　好在我们还有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乐观态度，历史上有一度，我们不也曾是别人向往过的人间“天堂”吗？

　　只不过那时出入自由，没有这么多规矩。但交通难，一个个的“出国梦”也就同样不易实现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