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杯上的反日情绪与邓小平的先富理论

　　【日经BP社报道】 更多报道参见日本记者看中国专题。


　　一幅不同寻常的场景。

　　“烧死小日本！”--群情激昂的年轻人一边挥舞着五星红旗、一边不停地呼喊口号。大概有2000～3000人吧。

　　8月7日夜，笔者就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外面，就在亚洲杯足球决赛，日本队以3比1击败中国队后，“部分”中国球迷过激行为的现场。

　　正如日本的报纸与电视长篇累牍报道过的那样，日本公使乘坐的汽车车窗玻璃被打碎，日本球迷在比赛结束后2个多小时后仍然无法离开体育馆。尽管北京市公安局动员了数万名警察戒备，但仍然未能完全阻止出现骚动。“就算你在感情上是多么地讨厌日本，这么做也太过了”，相信许多读者对过激行为也会皱眉头。

▼无视政府警告，也无任何动机

　　在全世界的注意力似乎都转移到了雅典奥运会上的今天，本栏目重提亚洲杯的话题，是因为亲眼目睹8月7日夜里的发生的那一切之后，忽然发现如同看到了当代中国社会所拥有矛盾的一个缩影。不知为什么，心里突然冒出了这样一个念头，“如果邓小平看到这一幕的话，会有何感想呢？”。

　　1989年6月4日，当时掌管着中国最高权力的邓小平动用军队用武力方式解决了天安门事件。与当时相比，近年来尽管中国的言论已经相当自由，但在中国公然无视共产党政权的行为仍然是被禁止的。在15年后的今年这个夏夜，这些一边与警察推推搡搡，一边高呼反日口号的年轻人，并没有一种气概让执政者感到震撼。

　　当然，人怕扎堆，笔者当时也感到过恐惧，那是一种如果在现场被人发现是日本人的话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的恐惧。但是，如果剔除了这个因素，就会觉得不过是这些年轻人将反日作为一个口号，借机发泄而已。向谁诉求什么，有什么发自内心的迫切要求，这些全然不见。估计身经百战的战略家邓小平，根本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

　　与此相比，引起笔者兴趣的倒是那些在现场却没有参加的人们。

▼入场券非常昂贵

　　这类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类人是那些比赛结束后走出体育场的人们。在6万多名观众中，比赛结束后参加反日骚乱的最多只有几千人。在比赛期间尽管他们也喝倒彩，但9成以上在比赛结束后就立马回家。

　　面对在体育场出口处群情激昂的年轻人，更多的人甚至连看都不看就走开了。这也是一幕非常奇特的场景。他们并非是因为公安部门的警备森严而担心被卷入到麻烦中去，看起来更像是根本不感兴趣，或者说不愿与高声呐喊者为伍。

　　其实，亚洲杯决赛的门票按照北京市民的物价指数来说还是非常昂贵的。最便宜的席位也要200元。最贵的席位高达2000元，几乎相当于工薪阶层一个月的收入。但在决赛变为中日对决后，球票马上销售一空，黑市价格为实际票价的2～3倍。就连比赛都进行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向票贩子打听一下，原价400元的票仍要卖600元。

　　也就是说，能够进入体育场观战的中国球迷大都具有较高的购买力，属于中产阶级以上的富裕阶层。

　　这些富裕起来的人们受益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会议上提出“要先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多起来，要允许他们先富起来”。这就是著名的先富理论。也就是说通过允许在接受海外投资处于有利位置的沿海地区，以及拚命工作的人先富起来，使得这些地区和这些人成为牵引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先富论的理想是，先富起来的人在富裕之后帮助贫困者，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但是在亚洲杯决赛的那天晚上，反日的主体是那些没有买到球票而在球场外加油助威的学生或者是看上去像学生的年轻人。可是走出体育场的富裕人群既不同情他们，也不谴责他们，只是悄然离去。

▼贫富差距的鸿沟

　　另外一类人就是虽然在同一地方，但毫不关心的人们。这就是在体育场四周的小贩们。除抬高票价的黄牛党外，还有销售国旗、喇叭、冰激凌、矿泉水、儿童玩具以及其他任何可以销售的东西的人们。

　　这些小贩的多数都是国营企业的下岗职工，或者是外地来京的打工人员。就在骚乱逐步升温，甚至开始与警察队伍发生冲突时，这些小贩仍视若无睹地兜售着他们的东西。或许在他们的脑海中，如何挣出今天的生活费，才是第一需求。

　　邓小平的先富理论为中国带来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也产生了贫富差距扩大这一社会矛盾。工人体育场前，互不关心的人群构筑出的鲜明对比，让人深深感到富人与穷人的巨大鸿沟。

　　8月22日，正值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如果邓小平还活着的话，将会怎样填补这一鸿沟呢？（记者：田原 真司=北京支局）

注：本文译自常驻北京的日本记者面向日本读者撰写的日文专题，特此备注。

编译后记

　　日经BP网认为，亚洲杯比赛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反日情绪以及过激行为，甚至是骚乱现象，除了人们对中国社会贫富加剧的现状不满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中日关系现状的不满。亚洲杯不过是一个舞台，让这些不满在这个舞台上作了一次淋漓尽致的表达。如何化解这些不满，其实才是中日两国政府应该认真思考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