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云斋

作者 : 刘墉

"你混蛋！你要我杀人哪？
我裱了一辈子的画，救了一辈子的画，
你居然叫我当刽子手啊？
你给我滚！"

　　从小，我就爱逛裱画店。因为在那儿，我可以看见古今名家的真迹、学习裱画的技巧，更可以细听裱画师傅的画论。直到今天，每当朋友问我曾经跟哪些老师学画，我总是第一个提到我的启蒙老师--水云斋的王师傅。

　　王师傅是苏州人，十岁开始到裱画店当学徒，十六岁出师做伙计，二十多岁就成了老板。由于他裱工精妙，又长于鉴赏，四十岁离开家乡前，已经拥有三家大规模的裱画店。"两个肩膀扛个脑袋"地来到台湾，则在我家巷口赁下一间小店面，重新挂起他水云斋的老招牌。

　　"只要有墙的地方，我就能裱画；只要有画家的地方，我就饿不死。""有道是：佛要金装、人要在装、画要裱装。"这是王师傅的两句口头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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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云斋刚开的时候，生意并不好，有时三面墙上只挂了一两幅字，细看，还可能是王师傅自己的手笔。尽管如此，王师傅还是有他的硬脾气，也就是"劣画不接，假画不婊"。有一次我问他：

　　"您既然开的是裱褙店，别人拿画来裱，您怎能不接呢？"

　　"这妙了！"王师傅瞪圆了眼睛，"画家有所谓劣纸不收，金石家有所谓劣石不应，我裱画家当然也可以劣画不裱啊！那些粗俗的作品，不但可能因为胭脂太多，掉色，而弄脏了我的刷子；看久了会伤害我的裱品；挂在墙上还可能带坏那些好画呢！至于假画不裱，是不愿坏了我水云斋的老招牌，和我王师傅的气节。你想……"他突然跨前一步，凑近我的鼻子，"明明知道那是骗人的赝品，还特意为他[裱褙、装潢，这不单是收赃，而且成了共犯，我就算饿死，也不能干哪！还有那些造假的人，自己有名有姓，却偏偏要偷别人的名字来用，如果他画的功夫差，是有损于别人；如果他画的功夫好，而不题自己的名字，是有失于他自己，这种帮他损人不利己的事，我怎么能做呢？"

　　所以当客人拿画去裱的时候，总可以看见王师傅低着头，闷不吭气地戴上他的老花眼镜，慢吞吞地打开画外的卷纸，然后徐徐展画。

　　这时老顾客多半会屏息以待，我这个小鬼也少不得心跳加速。据我多年观察，一张画如果能得王师傅全幅展开看，大约总不是劣作。若再经他扶正老花眼镜，俯下身，把整个画嗅上一遍，则可能是了不得的珍品了。

　　这时，王师傅八成会把头，上下左右那么一晃、一点，再慢慢把画卷好，摘下眼镜，抬起脸，要笑不笑地说：

　　"好画！但是上板（画经裱褙后，贴在墙上）最少一个月，您要是急的话，我可不接。"

　　如果对方点头，王师傅就进一步问："什么颜色？怎么个裱祛？打算挂在多高的屋子里？"

　　此刻熟主顾多半会说："全听您老的意思。"生客人不知王师傅的脾气，少不得东挑西拣地看绫子、比织锦、算尺寸、选框子，但是到头来，八成还得听从王师傅的。因为当王师傅"相"完画之后，心里早有个底，客人的意见跟他一致，当然好，否则不仅当面要听上一番大道理，走了之后还可能挨上两句："真是李易安适张汝舟，配兹驵侩之下才。"

　　最可怜的是，有些画王师傅只展开三分之一，就又卷上，然后双手奉还道："对不起！这幅画小店不会裱，您还是另找别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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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王师傅审核甚严，还是会有漏网之鱼，记得有一天我去水云斋，看见他老先生，正坐在案前生闷气，桌上则摊着一幅溥儒的山水。我问他不高兴的原因，他先不说，后来按捺不住了，才指着那幅画说："这是张假的，我居然没看出来，到裱的时候，才发现下头有那么多铅笔印子，敢情是摹出来的，我真是老昏头，不干了！不干了！"

　　当然水云斋还是继续开了下去，只是鉴评得更严格，有时一张画，他居然得看上二十来分钟，才决定接不接。

　　"您这样严格地挑下去，只怕以后没有客人敢上门了！"我劝他说。 "没人上门，我就不裱，我糊我的书。"

　　果然他没画裱的时候，就坐在屋后小桌子旁补旧书。也不知道从哪儿来那么多又老又破的书，有线装的古本，也有近代的作品。只见他耐心地将破页处补好，脱线的重装，并一一加上书皮、修整书边、压平、晾干，再以工整的小楷，写上书名。一堆堆烂书在他手里，都换上了新的面貌。

　　王师傅这种一丝不苟的修书，真是极费时间和精神的，有几次我深夜打他门口过，看见里面还亮着灯，第二天必然又能见到一批"新书"。我每次问他给谁补书，王师傅都不说，直到某日我在牯岭街看见一批完全相同的书，才知道他是为在那儿摆地摊的朋友修补，而每本只能得到几毛钱的报酬。

　　墙上的画少，地上的书多；顶上的发渐少，额上的纹渐深。王师傅始终不改他"劣画不收，假画不裱"的原则，也就靠修补破书度过了好几年。而在这些年间，偶尔有好画求裱，虽然多半是古画揭褙重装，极费工夫，王师傅居然只收少许的费用。看他弯腰弓背，却精神抖擞、满怀兴奋地把古画的托纸一条条地搓掉，我禁不住问："这样费工的画，您为什么不多要一点钱呢！能收藏名家巨迹的人也不在乎这些啊！您何必那么苦自己见？"

　　岂料他居然笑着说："你要知道，那么名贵的画，人家拿给我这个老朽来裱，是瞧得起我水云斋，人家是给我脸，我根本就不该要钱，何况这种神品挂在我这个小店里，使我蓬荜生辉，免费欣赏，我还得给人家钱呢。"

　　他这么说，我只好不吭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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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王师傅重裱古画，真是一种享受，他在裱装之前，总先要挂起来看上许久，谓之"审视气色"，一方面看看原来裱装的技巧、格式，作为重裱的参考；一方面研究应当如何处理，以恢复古画的旧观。

　　"古画的裱装也要古，如果裱得太新、太漂亮，则有置深林高士于新贵筵席之感。而且不但古，还要高；古而不高，不是真古。"王师傅说，"至于审视气色，则是为古画看病，古画经历年久，有时染上沉疴，譬如霉点、黑斑、虫蚀，必须细细淋洗、小心揭补；又有些只是得了老人病，所谓昏黄晦黯之气，则翻船变黑处，要用碱水漂白；烟蒸尘积处，当洗洗干净。如果不先审视气色，就好像医生不诊病情而断然用药，常会出麻烦。"

　　看王师傅揭画，真不得不佩服他的耐性，一般画加托和底背，总有三层以上，只见王师傅把画面朝下平铺案上，再将画喷湿，而后将托底的纸一层层地揭去。有时纸厚，旧裱的糨糊又轻，倒还易揭；至于纸非常薄，而又黏得极紧密的，则须用手指一层层地搓，稍不小心就可能把画弄伤。所以一幅古画的重裱，往往要费上王师傅好几天的工夫。而且上壁（将画贴上墙壁）、下壁也有讲究，所谓"上壁宜润，贵其滋调；下壁宜燥，庶屏瓦患；燥润失宜，优劣系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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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王师傅的脾气不改，怕进水云斋的画家也相当多，但是老天有眼，几年熬下来，水云斋的生意竟然愈来愈好。据我分析，是因为王师傅"不裱劣画、不收伪作"的声名被艺坛传开，大家莫不以己作能入水云斋为荣，收藏家们也都以自己的藏品是否曾通过"王大师"的鉴评相夸，甚至海外都有人专程揣画来访王师傅过目，自然顾客盈门了。

　　但是王师傅不以为然，认为这都是由于民生富裕，收藏家和画家愈来愈多，好作品愈来愈多，才使他的生意兴隆，而他最强调的仍然是："劣画不应，他作不裱。"

　　生意日多，水云斋终于收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徒弟，据说是王师傅的远房亲戚。

　　"从来也没听说您有这么一门亲戚呀！"我问，"我以为您在台湾就一个人呢！"

　　"过去我生意不好，吃饭都成问题，亲戚们自然也难得见面。"王师傅笑笑。

　　但是这个徒弟没到半年就不做了，为的是在王师傅不在时，收了一张假画，被王师傅臭骂了一顿。

　　此后水云斋又陆续收了一些徒弟，但也都做不长，主要是因为王师傅不让他们动手，偶尔派些糊边的工作，又要求得太严格。为这事，我特别劝他：

　　"您不是也从学徒出身吗？总得让徒弟动手，将来才能成伙计呀！"

　　"这话是没错，但不能说才进门就动手啊！我当初扫了三年地，擦了三年桌子，还没轮上'包边'；今天的徒弟才学三天，就想飞托、揭裱，半年就想出师开店，真是笑话！"王师傅激动地说，"裱画就像看病，庸医会医死人，坏的裱工会毁了画；人死不能复生，画坏也难以挽救，怎能不慎重呢？所以每个徒弟一来，我先教他们如何看画，如何欣赏，使他们懂画、爱画。因为裱画跟开机器不同，必须心中爱慕，手底才有奇巧；如果心里对画毫无情感，只是为钱裱装，如何裱得好，又如何能不见利忘义而胡裱、乱裱呢？"

　　"那么您对画有这么深的修养，也是从前师傅教的啰？"我问。

　　"一小部分是我师傅教的，其余靠自己学。"

　　"怎么学呢？"

　　"跟客人学呀！裱画店是最好的地方，因为来裱画的人，不一定说真话。但是到裱画店来的人，看旁边没有同行的熟人，则可能品头论足，对每幅画表示意见。从各家风格、长短、鉴定、史实，乃至笔墨、气韵、布白、设色、款题、盖章，无所不谈，虽不尽然对，但听久了、听多了，截长补短、去芜存菁，私下再找些绘画史和理论方面的书籍，自然眼明心清，能引出自己的见解。所以我固执不是没道理，我是在虚心学习几十年之后，自信有能力，才敢鉴评的。可不像那些看了两本画论、念了几天洋书，就乱写文章、目中无人的小伙子。"说到这儿，王师傅突然压低了嗓门儿："你别看我这么自以为是，实则到今天，我还在偷偷地学。这是活到老、学到老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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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也成了半个学徒，从读高中的那年开始，每天下课就先到水云斋报到。王师傅最初教我的是"接纸"。过去我画大画，如果想把几张纸接在一块儿，总会看出接缝，但是王师傅教我如何用圆刀把纸边刮毛，细细涂上糨糊，顺着纸的纹路覆上另一张纸，而后刷水，再用刀把多余的纸刮掉。这种接纸法，由于两张纸的接触点呈曲线，而且每张纸的边缘都被刮薄，所以裱好之后能完全看不出接痕。同样的方法，也可以把画上不佳的地方整个挖下来，再补上另一张白纸重画，而天衣无缝，但是王师傅教我的时候特别强调：

　　"你虽然学会了接纸、挖洞和开刀补画的技术，但是不能因此在作画时心存侥幸，而落笔草率，以为坏了可以挖掉。你要知道骗得了今人，可骗不了后人哪！等以后别人重裱的时候，就会发现，而难免被笑话了。画是千秋事业，不仅要画给当代人看，更得考虑到身后。"他指着墙上的一幅古画说："你看！这张画的用笔无处不好，却败在人物衣着的白色涂得太乱。这是因为画的时候，绢是白的，白绢上画白色，粗略些也看不出来，岂知经历长久的年月，绢色变黄变暗，蛤粉却依然纯白，过去的马虎和散漫自然显了出来，这就是因为画家当时没为以后着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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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教我裱画的技术，王师傅更不时对我分析古今名家的作品，从皴、擦、点、染、设色到款题的位置，用印的巧拙、印色的雅俗，乃至缣素的织工、颜料的制作、胶矾的用祛，这许多东西我过去只能一知半解地在画里读到，而今经王师傅一指点，就豁然贯通了。因为王师傅的理论是与实际相结合的，每一样东西他都亲自体验过，讲起来自然使人容易领会。此外王师傅更有许多地方能见一般人所不能见，即使是专门研究画画鉴定的人也无法超越他。

　　"一般人看画，就好像人看人，只能瞧打扮、看面貌、观体格；但是我看画却能由外看到里，不但看外貌，而且把衣服扒下来看裸体，进而观气色、把脉搏，怎能不深入呢？"王师傅常得意地说，"所以有时候名鉴藏家在我店里看图章、验款题、算干支地，指着墙上的画品评，我却在旁暗自好笑。因为他们没想到那些款题和印章都是古人挖补上去的，题记盖章诚然不假，但是画可不算哪！我当初收下时也看不出来，等到一揭底重裱，可也就揭了那张画的底牌了，这不是揭今人的底，而是揭了几百年前古人的底，我不是比包青天还神了吗？"讲到这儿，他神秘兮兮地对我一笑：

　　"不过碰到这种情况，我也只当不知道，因为说出去一则会使那些鉴藏家下不了台，二来也坏了我水云斋不裱假画的招牌，所以尽管我号称不裱假画，实在还是有不少'好赝品'是从这儿出去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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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师傅对许多现代科技十分痛恨，他恨打门口过的汽车愈来愈多，使得墙上的画可能受油烟的污染；恨制纸工厂在纸里加太多漂白剂，日后可能影响画面；恨化学制的轴头，认为它轻俗而不可耐；恨铝合金的挂钩，认为它惨不忍睹。他尤其痛恨现代造假画的"科技"，他说：

　　"以前造假画，把纸染黄，总是用土黄、茶汁、橡子水，现在那些家伙造假，则不知道要什么新花样，用化学药剂熏，把好好的绢能熏得又黑又脆，活像千年前的老古董。幸亏那些纸绢他们造不了假，织工的粗细、疏密，尺幅的大小，我王师傅只要一眼就能辨识。可是现在居然有人用什么照相制版的鬼法子做假印章，印出来跟真的一模一样，如果造的又是近代像齐白石这些人的画，纸张印色没什么大区别，而造假的又是画坛高手，可就考住我了。"

　　提到齐白石，我发现每当有人拿齐白石的画去裱，王师傅总会问一句："您要不要约个时间来看着我裱啊？"原来他是为了表示自己绝不会偷画。他曾对我说："齐璜的画是可以偷的，因为他爱用生宣（未经胶矾处理，会吸水的宣纸），生宣常有两三层，齐璜的笔墨又重，所谓水晕墨彰，一笔下去可以直透纸背，所以小心揭，一幅能揭成两张，而且除了印章或用笔较平的题款之外，跟原作可以说是一模一样。所以我都得问问收藏家，是不是要看着裱。"讲到这儿，他突然头一抬，眼一瞪，"可是话说回来，有些家伙假内行，不晓得从哪儿弄来几张熟纸（不吸水的纸）工笔的老画，居然把我当贼似的要盯着我裱，我王师傅再有本事也没法把那画揭成两张啊！他只听说裱画店能偷画，也不问问怎样的画能偷、能揭，硬充内行，真是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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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师傅的脾气虽然不好，但是跟他认识七八年，我只看过一次，王师傅指着客人的鼻子骂。事情是这样的：

　　某日有位客人拿一幅倪云林的山水请王师傅裱，王师傅展画不过一半就频频点头。那张画下方描绘的是一丛枯树，上面则见几条浅渚、远山，构图非常简单，可是历代鉴藏家的题句却相当多，王师傅看了半晌，自言自语地说：

　　"倪瓒的画，笔墨简淡，且多不设色，不画人物，大概因为家在无锡，受太湖风景的影响，而喜欢用折带皴法，作远滩、浅清、枯石，虽然布置简单，但是别有一种萧疏澹远的趣味。这不是强力学得的，而是人品的自然流露，人品不高，不可能有这种作品，所以倪云林的画要细细玩味，从简略处找奇趣，自平淡中觅天真。"接着抬起头，对那持画来的客人说，"好画！不知道您要怎么个裱法，我一定尽力为之。"

　　客人堆上满脸的笑："我久仰您水云斋王师傅的大名，知道任何画只要您王师傅肯接，就必是真迹，所以特别拿来请您帮忙。"顿了一下，客人指着画面中间一段象征水的空白处说，"麻烦您把它从这儿切开，然后裱成两张，我出高价……"

　　"什么？"不等那人说完，王师傅已经跳了起来，"你要我把这张画拦腰切成两段？"

　　"是啊！因为两张上各有倪云林和鉴藏家的款题和盖章，可以分开卖，要比原来一张价钱高得多。"

　　王师傅没立刻搭腔，缓缓把老花眼镜摘下放在案上，然后绕过桌角，把脸凑到那人面前，突然瞪圆了眼睛，浑身发抖地破口骂道："你混蛋！你要我杀人哪？我裱了一辈子画，救了一辈子画，你居然叫我当刽子手啊？你给我滚！"

　　那人当然落荒而逃。为了这事，王师傅一直郁郁不乐，他不断对我说："这年头，人心坏了，为了发财，居然有人会出这种鬼点子，只恨我今天没钱，要是当年在老家碰到这种情况，为了救那张画，拼着卖掉一间店，也得把它买下来。而今虽然我不给他裱，但是总有人会干哪！我这是见死不救，怎能不伤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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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也就因为这回的刺激，加上年纪大了，王师傅的身体愈来愈差，裱的画也愈来愈少，除了几个熟客人的东西，不太接新的生意。我虽然因为搬家，并进入电影公司工作，不能像从前一样，放学之后先去水云斋报到，但是仍然常去探望他，并拿些自己的作品请他装裱和指正。

　　"现在年轻人还老老实实下功夫的愈来愈少了！"王师傅有许多感慨，"学个两三年传统技巧，连笔墨都抓不稳，就想画大画。再不然拿西洋素描的那点底子，把墨一层层地往纸上堆，或是稀里哗啦地搞'泼墨'。中国画早在王维、王洽的时候就有破墨、泼墨了，但都是有道理的啊！要说特殊技巧，吹云、弹雪、撞粉、点漆，甚至拿榕树汁贴金，古人的方法多了！可是总要有根本的基础，这些技巧才站得住。不会走，就想跑，哪儿有不颠踬的呢？

　　"还有一点，国画讲究的是境界，不是求'尽似'。所谓'超于象外，得其环中'，总要胸中有逸兴、有超想、有情思，落笔才有内容，这跟西画搞写实不同，国画才有几种颜料，又不易涂改，西洋油画则有几百种颜料，而且能不断地添加，国画画得再像，又能超越洋画吗？

　　"丹青犹文也，国画比西画强的地方是'文'，不是'似'；是神韵，不是形貌，可惜现在许多画家只知在画面上下功夫，却不知在画外求神理、找境界、增学养、修人品，这样怎么可能画得好呢？加上用廉价的西洋广告颜料，代替石清、石绿、泥金，表面上看虽然差不多，但是如何传之百代？唐代的青绿山水到现在还鲜丽如新，而今这些广告颜料能办得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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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王师傅的这套理论不仅讲给我听，大概每个到水云斋裱画的人都听过，而且据说没听完还不准走，许多艺坛的朋友都跟我抱怨王师傅虽然画裱得好，但是愈来愈啰嗦，固执、脾气又大，令人受不了。不过我倒没有觉得，只是发现他更孤独、更瘦弱了。有一天我报完新闻，很意外地接到王师傅的电话，他苍老的声音变得更颤抖了：

　　"刘小弟，我收摊不干了，我要上山修道，今儿晚上就走。"

　　放下电话，我立刻赶到水云斋。店里那方横匾，已经摘了下来，王师傅和两位老先生坐在屋角昏黄的灯光下，看见我，他颤悠悠地站起来，迎向门口。

　　"您为什么不做了呢？"我问。

　　"我眼睛不成，也裱不过人家了！"

　　"您的手艺有谁能比呢？"

　　"可是我太固执，我非叫人贴板三个星期以上不可，别的裱糊店三天就能下板，框子也做得快，我怎么能争得过呢？现在的人都急，只问工快、价钱便宜，却不想想以后画会不会翘、框子变不变弯，更不去注意绫子对花和托底的纸质了。所以我想休息休息，到南部山上的庙里住一阵子！"

　　我招了辆车到门口，把王师傅的行李搬上去。他伛偻着回身锁门，有位老先生，大概是他的房东，叫他不必锁了，但是王师傅还是小心地把门掩上。他非常缓慢地转过身，仰头看看天："今儿的月亮挺圆。"

　　月光下，我看见他眼里的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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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上王师傅都没说话，问他通讯地址，他也不吭气，直到进火车站，临上车，他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本书，看来已经相当旧了，上面题着"周嘉胄装潢志"几个工笔字。他把书重重地交到我手里，我握住他颤抖而苍老的手，似乎感觉他全身的重量都坠在我的掌心，我赶紧将他抱住，惟恐他会颓然跌倒，他却把我慢慢推开，站直了身子，眼中突然闪出奕奕的光芒，仿佛我十多年前初次看到他时一样：

　　"这本《装潢志》你留做参考，裱画这手艺是从宋朝的范晔开始研究的，一般人总以为裱画是裱褙师傅的事，岂知没有画家，焉有裱画；没有画家的研究、要求，又如何发展出裱装的格式、理论？所以只有在艺术家不断要求改进的情况下，裱画这门手艺才能发扬光大。我要再强调一次：画是千秋事业，而裱装得好，足以延长画的生命、增添画的光彩，所以艺术家对裱工的要求是千万要严格的。"

　　说完，他伸出两只颤抖的手臂，抓了抓我的肩膀，挤出一个苦笑，突然转身，便头也不回地登上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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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王师傅，到现在已经五年了，没得过他的半点音讯。今年春天，当我在纽约圣若望大学教书时，有个美国学生拿了一幅他收藏的国画请我鉴赏。才将画接过，就觉得有股说不出的亲切感，金粟笺的贴签、柚水的轴头、素雅的淡灰色绿子和纯铜的绳圈，都是我最熟悉的。

　　展开画，是清代费以群的作品，画虽不极特出，但是衬托在浅灰光洁的绫边间，自然有一种高古、雅澹之感，我敢断定是出于王师傅之手，因为它自然而然地把我带回水云斋的记忆。

　　"这画的裱装真是太好了！"学生说，"据说是一位在台湾的王先生裱的，只是他似乎不见了。近两年我有画托台湾的朋友为我拿去裱，都裱不了这么好，因为美国的天气干，别人裱的画不但会翘，而且木轴会裂，只有这一张永远平滑、完美，您能帮我再找到这位王先生吗？"

　　"我想可以吧！只是不知道他还愿不愿意裱了。"

　　在遥远的异国，居然能遇见知音，王师傅要是听到，真不知会有多欣慰呀！

水云斋--在奈良

*我突然震动了，无法抑止地颤抖，我紧紧抓住他的双臂摇着,要说话，却说不出来："你的眼睛？"

"瞎了！"他沙哑地帮我说了出来。

　　不是第一次到奈良，却有着无比的兴奋，因为就要跟阔别十年的王师傅碰面了。找了近四年，早以为他老人家已经不在人世，这次的重逢，该多像是一场梦。

　　记得四年前我初次返台，就到处打听王师傅的消息，先至南部王师傅退隐的庙里寻找，说他因为糖尿病下山疗养就没回去，使我只好到王师傅以前开"水云斋"裱画店的和平路打听。岂知几年离台，地方全变了样，和平东路被拓宽，哪还有当年那排矮房子的影儿？好不容易在金山街的巷子里，打听到当年王师傅的一个邻居，也说早没了他的消息，倒是几年前有人拿王师傅亲手写的条子，取走了寄存的水云斋匾额和裱画的工具。

　　"想必王师傅是重新开业了！"我说。

　　"笑话！看他的条子，连字都写不清楚了，东缺一笔，西少一画！"那人叹了口气，"早不是当年一把欧字的老王喽！只怕已经不在了……"

　　我不愿相信他的话，但事实是接下来的两年，怎么也找不着王师傅的影子。直至去年到东京开会，听一位日籍老画家田中青坪谈到现今日本裱画界有位中国老师傅，当时便直觉地想到是他，再多方辗转打探，居然在十月初接到王师傅的信，虽是别人代笔的，但由其中的语气、称呼，我仿佛已经真真实实地握住他的手，如同十年前在台北车站月台上送别时一样，那么温暖、那么厚实。

　　接下来的近一个多月真不知是怎么度过的。由于在学校得教课，使我不能一刻离开，可是对于这位如师如父的老人，我却是无比殷切又焦急地想要立刻跟他见面。他是国宝啊！中国有数的裱画巨匠之一，十年来，我有多少问题理在心底，等着他解答、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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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盼到了！我仿佛一下子又飞回了童年；每天放学后，便靠在王师傅的裱画桌旁，看那孤寂的老人，一刷一刷地裱褙字画，同时品评着四壁的作品……

　　来接我的是位日籍青年小川，居然能说流利的中国话。车于沿着三条通向东走，经过了兴福寺的宝塔，直奔春日大社，又左转上坡直向二月堂开去。

　　"王师傅是住在寺里吗？"我问小川。

　　"不是，但靠得很近，这是非常特殊的地区，一般人是住不进来的。"小川说，"看来刘先生对奈良相当熟悉。"

　　说着车子已经停下，正在二月堂的旁边，我有些疑惑地下车。

　　"得请您走几步了，因为王师傅住的地方，车子开不进去。"

　　我们沿着一条左右都是斑驳老墙的巷子前进。那是下坡，走不几步，便有个台阶，怪不得车子进不来。墙角犹然积着残雪，隔着瘦瘦的黑松，远处正见东大寺金色的鸱尾，在夕阳下闪着金光。

　　步子终于停在一个老宅前，看来像是僧侣的清修院，深褐原色的水门吱吱呀呀地开启，两边有着盘错的老松，石板道直直通向第二进门。豁然开朗的庭院，正是深深深几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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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心多看，匆匆的步子，几乎超过了带路的小川先生，径向正厅，几乎是小跑地奔去。我可以看见糊着白纸的格子门开了一线，门后有个女人的花衣服，一闪便不见了。小川朝里轻喊了一声，我们已经冲上台阶。

　　正厅的门即时向左右开启，两个年轻的男士扶着门行礼。室内的暖气扑面而来，眼镜上立刻凝了一层厚厚的雾，使我不得不摘下来擦拭，却抬头模模糊糊地见到一个缓缓走出的白发老人。我冲向他，以那十年后重逢的兴奋以及幼子的孺慕，张开我那冰冷的手，握住他的双臂。但是他没有动，只是慢慢抬起一只手，颤抖地探到我的肩头："就是这么高，看你长大的，真是你耶！

　　"是！我就是这么高！"我近乎抽搐地笑着说。但是他老了，弓了腰，使我不得不弯下身凝视他的脸。我突然震动了，无法抑止地颤抖，我紧紧抓住他的双臂摇着，要说话，却说不出来："您的眼睛？"

　　"瞎了！"他沙哑地帮我说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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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八点钟，当我走进勿"临亭"，王师傅已经端端地坐在那儿，千子把软垫放在隔几的正对面，示意我坐下，便悄悄地掩门退了出去。

　　无比的安静，只有几边不远处灯上的铁壶，发出沙沙的水声。

　　"昨夜睡得还好吧？"王师傅的头没有动，"多住几天，如果你没有别的约的话；再一别，又不知是什么时候了。"

　　"知道您在这儿，我会常来的。"

　　"你常来，只怕我不会常在！"

　　空气突然凝重了下来，沙沙的水声，勾出一缕缕淡淡的水汽，我突然觉得王师傅变成了一尊古佛，在香烟袅绕间被供奉着的古佛。他跟以前不同了，是失明的打击？还是环境的改变？我直觉地感到，他不再那么热情，反而变得冷峻了。

　　"你大概觉得我变了。你看到那壶吗？铁做的，感觉上是那么冷硬，但是它嘴儿里不正冒着水汽吗？它的肚里不正在沙沙地沸腾吗？它的表面不是烫手的吗？那就是我，到这儿快五年了，我已经变成了这么一把铁壶。"

　　"您苦吗？"

　　"我很享福，除了当年在苏州，我想这儿是最舒服的了，何况我这么个瞎了眼的老头子，居然能被请来，当个佛爷供着，也当个猴儿拴着……当然，这也只怪我看不见，自己动不了，多亏有千子。"淡淡的晨光洒在他的脸上。

　　"听说今天要下雪。"他把头转回来，我的视线反而被外面的景色引了出去。那庭院很大，池塘里因为结冰而看来一圈白、一圈灰的。隔着池塘有成列的松树，簇拥着更后面的一片竹林；池塘的边上，想必是那种半泥半水的地方，冒着许多枯梗，有些像鸢尾兰的残枝；独有那丛丛的芦花，在北方斜斜的光线下，变成一种银里带黄的色彩，正如我眼前老人的一头白发。

　　千子推门进来，托着茶盘，为我们斟茶，竟然是冻顶乌龙的清香，老人的喜爱。

　　"中国茶，乌龙。"她以生硬的国语说，接着转到老人的旁边，为王师傅挽了两折袖口，露出老人嶙峋的手腕。 "袖子大，常刮翻茶碗。"老人居然笑了，这是我此来第一次看见他笑，竟笑得有些腼腆。

　　似乎这一笑，老人便解冻了。他开始为我讲述如何被日本人请来东瀛，如何应酬许多画界的访客，又怎样被安排在这个若草山畔的居所，以免被打扰。

　　"但是一直到今天，我仍然坚持喝中国茶，吃中国菜，穿中国衣服，说中国话。"老人发出爽朗的笑声。端坐在旁边的千子露出惊讶的神色，接着不好意思地把眼神转向屋角一个掩了布的匾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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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老人的心情更好了，居然提议要陪我到外面走走。消息传下去，只听见走廊上不断进进出出的脚步及耳语声，而当千子和我扶着老人步下玄关时，院子里居然站着四个男人，包括小川在内。

　　"我们往山下走不远，沿着石阶，用不着车子。你们都留在家里，注意湿度。"老人以命令似的口气说，四个人便深深鞠躬退下去。

　　"都是研究生，这批年轻人，挺不错的。"

　　"研究生？"

　　"研究裱画。"老太子笑了两声，"不然养我这个老头子干什么？"

　　我们沿着石阶向下走，老人不时地靠向路边，伸手摸那低矮的土墙，但是因为路边积雪，使我和千子不得不以几乎是抬架着的方式，在旁护卫。

　　"跟老家一样，先用竹做骨，再拿黄泥拌稻草、小石子往土夯，外面刷上白垩土。就因为是泥做的，不结实，所以墙上都得加瓦，不然下不了几场大雨就跨了。虽回不了老家，在这儿摸摸，倒也觉得亲切，这墙大概也上百年了，外面的白垩土早就斑斑驳驳，片片地掉落，露出里面的黄泥，摸起来粗粗粝粝的，却仍然是土啊！真真实实的土，除了干些，跟那地上的没有两样。一站就站了一百多年，为墙、为障，也累了，只不过哪天突然崩颓，又成了大地的一部分，又长出花、长出草。"

　　我们走到一片平坦的土坡上，沿着左边一栋古老的宅第前行，其他的季节想必松软的泥土，在零度以下的气温里，却硬得像是岩石。有些鸽子扑扑地掠耳飞过，停在墙头。才发现那已经半倾的墙瓦间，竟然长出了几株青苗。

　　"是不是该回去了？"千子靠在老人身边，"再过去就上东大寺的钟楼山了。"

　　"我还想去看你呢！"老人笑道。

　　"他是想去看阿修罗。"千子说，"兴福寺里的国宝。"

　　"据说那阿修罗梳着高高的髻，瓜子脸，圆圆的下巴，总是轻蹩着眉，大家都说长得像千子，千子是若草山畔活着的阿修罗。"

　　"那是尊干漆的立像，有三个脸，六只手，我又没有，怎么会像阿修罗？如果是，您就是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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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兴福寺？"我好奇地问，虽然来奈良多次，竟然不记得这个阿修罗。

　　"是啊！"可不是王羲之'兴福寺断碑'的那个兴福寺，但是名字跟中国的一样，听来就觉得挺亲切的。尤其是听见它的钟声，隔着林子送过来，使人想起'余音人霜钟'和'语罢暮天钟'的唐诗。唉！奈良，如果说我愿意长留下来，岂只因为它是奈良，实在因为它是大唐。"

　　"大唐？"

　　"是啊！譬如眼前这座东大寺，中国唐朝就建了，根本就是唐代的式样，我虽看不见，听千子说那样子也知道。还有东大寺后面的正仓院，全是日本国宝，牧溪、梁楷都在里头。正仓院为了怕古物受损，一年难得开两回，每次我都要去看看。"他苦笑了笑，"该说是去闻闻嗅嗅，这就叫'唐风'啊！"

　　"日本人为什么特别尊崇牧溪和梁楷呢？"

　　"你应该说日本人尊崇所有的中国艺术。当中国强的时候，他们一个劲儿地吸收学习；中国弱的时候，日本人就自己创。妙的是日本人新的学得快，旧的忘得慢，他们很懂得调谐新来的与旧有的东西，就像餐厅里的纸格子门，却做成电动的一般，看来是古老传统的纸格于门，实际却有了现代的方便和快速。"

　　"这跟牧溪和梁楷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牧溪、梁楷和马夏，应该是中国给日本绘画的第二波大影响。第一波是唐画，由遣唐使带来；第二波则是南宋画，主要推动者是僧侣和武士阶级。今天的日本画怎么都看得出这两次影响的痕迹；譬如那色彩强烈、具有装饰趣味的胶彩画，根本是唐代画法；至于飞白趣味的水墨作品，则是南宋的趣味。问题是，日本人懂得如何把这两种完全不同，一个艳丽、一个清淡的画法调谐在一起，并将某些特别技巧加以发扬光大，结果成为了他们的风格。说穿了，不论光琳、狩野、圆山、四条这些画派，都是由中国画脱变出来的，但是变得妙，就跟今天日本的科技一样，学西方，但是往往强过西方。"

　　"可是日本艺术又有哪些地方强过中国呢？"

　　"在气魄上很难强过，这是民族性，但是在细腻、优美和精致上，他们有杰出的成就，这与他们作画的态度有关。所以日本虽然也有文人画，也戏墨，但是戏得更谨慎，虽然出不来像文长和八大那样的恢弘气度，却产生了许多像是竹内栖风、横山大观的画家。"说到这儿，老人突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很多国画的毛病，裱画人也有错。你自己是画家，想想如果人们去裱店花个两三百块就能裱好，没几天就皱了，他会珍视吗？而当你知道自己的作品，将被装在粗拙的框子里面，外罩一张塑胶布，又会好好画吗？我们回去吧！"

　　一路上，他没有再说话，出来时的兴高采烈，不知为什么，一下降到了冰点。他的脾气变了吗？只有天知道。而天，正飘下细细的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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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后，习惯早睡的老人径自去休息了，我一个人留在临亭。虽然感觉上这个大宅院里人口众多，但是自从我来，中饭、晚餐都是和老人共食的；早餐由于老人不吃，则是由千子端进我房里。

　　北方冬天的日子短，虽然只是六点钟，天空早就暗了，但是由于院子里的积雪，映出一种带有红色的光晕，使我想起"映雪读书"的孙康，和唐人"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诗句。

　　突然门外轻叩，眼前一亮，是一身白色和服的千子。"为什么不开灯？"她双手扶膝，扭身绕过小几，点亮了顶上的电灯，又小碎着步子去检视了铁壶里的水。这连续的几个动作，仿佛是事先完全算好的，在黑睛里，那么圆融快速而准确，这或许是日本古典式女人的特色，利落，快净，怯怯地用气多于声的方式讲话，全表现在这个奈良古都的女人身上。该有四十好几了，小小的步子，仍然是二十岁娇羞女子的风致，只是那雾鬓云鬟间多了几丝华发。

　　"只有这栋房子里可以生火炉、烧水。"她一边挑大炉火，一面斜着半边脸，似乎用下巴指了指左边窗外，"旁边那栋不行。"

　　"为什么？"

　　"裱画！"

　　"裱的，但除了几个徒弟，不准外人看。"

　　"为什么？"

　　她默默地走到屋角，站在那盖着布的匾额前面，将那布轻轻掀起一角，我看到"水云斋"三个斗大的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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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起得稍早，但是走进临亭，王师傅又好像已经等待多时了；依然是那么端坐着，一袭灰袍，在晨光和庭雪的映照下，如结趺禅定的老憎。

　　"今天早上我要裱画，你想不想看？"他突然开口问我。

　　"当然！好极了！说实在话，我已经盼望看您裱画近十年了，尤其是在美国教书的这八年当中，不得不自己裱，每碰到问题难以解决，就会想到您！"我兴奋地说，"我常恨小时候虽然天天跟在旁边看，却看得不够仔细。"

　　"看管什么用？要摸，要想，用心来看，不是用眼来看！"他好像有些赌气地说，"你那时候太少动手，当然不行。"

　　我有点想回他一句："是你不准我动手，不是我自己不想裱。"但是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这时王师傅已经开始移动，我赶紧过去扶他，因为他腿不好，每次盘坐之后，总得有人拉着才能站起身。他却推了推我："叫干子！"说时千子已经站在了门口。

　　我们从正门出来，向左转，到院角的另一栋房子。那房的样子十分古怪，建得很高，活像是个二楼，但是楼下只有粗粗的支柱，有点像是筑在水上的那种"吊脚楼"。楼梯也陡得厉害，所幸几个大男生在旁护持，把老先生很轻松地拥上楼去。

　　进到屋里，我才惊讶地发现，那居然是个没有窗的大统仓，只有屋子的正中央放着一张特大的裱画桌，四壁则贴着一些作品。虽然全是地板，仍然要脱鞋，沁凉的寒气直透脚心。

　　"听说有东西要看。"
　
　"是的。"

　　立刻就有个年轻人，拿着一幅特长的卷轴，爬上原已架在壁边的梯子，在另一人的接应下，慢慢垂展开来。是一幅织锦裱装的横幅立轴，画着一座正在失火的庙宇，熊熊的火焰仿佛要腾窜出来。

　　"这是川端龙子在昭和二十五年的《金阁炎上》，宽二百三十九点四厘米，直一百四十二厘米，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藏，由直野满评议员送来请先生研究。"小川拿着一个夹子宣读。

　　王师傅挥了挥手，立刻有个学生端过一盆水，千手拿肥皂为王师傅抹上手，再引他到水里洗净，另一个弟子则恭敬地奉上毛巾。

　　王师傅擦干手，面对着画，却没有动，他看不见，为什么怔在那儿呢？小川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俯耳说："他在等手上的水汽完全蒸发。"

　　在众人屏息的等待下，王师傅终于伸出手。他先找到画的右轴，掂了掂轴的重量，再沿着右缘向上摸索，以指甲轻轻地画过织锦边与画面间，找到中间的"接距"（画面与绫边相接处的白线），并沿着"距"摸到左侧，然后手指向画面上移动，抚过左边黑色的松林，这时他突然转身把右手举着。

　　"干净的。先生！"千子低声说。王师傅便继续向画面的右侧探索，他的动作很慢，仿佛手上长了眼睛，读着每一寸的画面。说实在，他的动作是有些滑稽的，使我想起"瞎子摸象"而有点要笑，但是看看四周，七双眼睛都种色凝重，也便不得不敛心肃立。

　　王师傅缓缓放下手，立刻有人端来椅子，他低着头没讲话，有的只是人们的呼吸声。

　　"有什么问题？"大约过了两分钟，他突然抬起头，那早已失神的眼睛，却像是一下子生动了起来。

　　"近代美术馆的问题是为什么画面不平，表面又容易积灰，请问先生是否应该重裱？"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拿来问？"老人拍了一下自己的右膝，"第一，轴的重量不够，对于横幅的画，由于纸上下的幅度小，舒解波折的能力差，要加倍重的轴头。第二，当年的裱工差，距不匀，裱褙过程中画面有轻微移动的现象。第三，这是画在'鸟之子'纸上的，背纸也应该用类似的纸，他们却用了厚宣纸，以为厚会平，那是大错，因为不能顺纸之性，画面纸和托底纸质料不同，反而会皱。第四，旁边的织锦缎太厚，遇到湿度变化时，膨胀系数与画面差异太大，当然会不平。总之一句话，这幅画没落在内行的裱工手里，差点糟蹋了。"

　　说到这儿，每个人都倒抽了一口气。

　　"所幸画面情况还不错，只是画家当时在渲染的时候用笔太重，把纸面刷毛了，裱褙时又没有好好磨整，所以容易挂灰。"

　　"能不能重裱？"小川一面记录，一边发问。

　　"可以！但是好像有朱砂之类的矿物颜料？"

　　"是的！"

　　"这种颜料裱一次，多少要晦暗损失些；而且画面本身并非不平，主要是受四周织锦缎的压迫而折皱，不如维持原状，但改为额装。装时先增加空气湿度，用无酸板压紧织锦部分，干了之后自然会平，而且由于玻璃的保护也不易着灰。这些事他们能做，犯不着来找我。"老先生挥了挥手，"送回去！"

　　"是的！"小川示意把画摘下，并翻另一份文件，"还有一张画，请求裱装。"

　　"说来！"

　　"中国名花鸟画家，已经去世的陈之佛，早年在日本画的荷花鸳鸯，因为用的中国纸太薄，而且胶矾太重……"

　　"少批评！轮不到你，继续！"

　　"是！"小川连连行礼，"双勾重彩设色，数处绽裂，一直藏在铃木久保先生处未裱，原请富士山喜多屋装额，怕重彩和纸脱开掉色，经矶田先生介绍来，请求裱轴。"

　　"雪翁（陈之佛的号）是老朋友，接！今天是什么天气？"

　　"阴，未雪。"

　　"明天呢？"

　　"据报告也是阴，将雪。"

　　"今天动手！立刻调糊，中等浓度，棉料褙纸，比画面每边各宽三寸，裁好备用。"

　　一声令下，便见小川指点着几个弟子忙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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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弄，我来陪你看看。"老先生站起身，似乎认得方向，直直地向一幅画走去，使我和千于反像是被他拖着走。

　　那是一张巨幅的作品，上下只有六尺，横宽则在八尺以上。画的是临溪一棵盘根错节的松树，下面站着两只白鹤，树上则停着一对喜鹊；远景非常简练，破锋飞白，以大斧劈的皴法画着两片岩壁和其间的飞瀑。不知是因为年代久远而色彩已褪，抑或根本原来就用色极淡，几乎可以说是一张水墨的作品，而且用笔远多于用墨。

　　"这是日本大师狩野元信的作品。"老先生虽然看不见，却抬头正对着那幅画。这个动作，使我突然有些激动，因为那正是我记忆中风骨嶙峋的老人，他的一双眼曾使多少自以为是的精鉴者汗颜，更有多少海内外的收藏家只为了他的一句话而迢迢千里地找到水云斋，而他，这位我眼中不朽的英雄，竟然喃喃地问我："你是行家，看看，怎么样？"

　　"不错！"我实在无心看那画，只是敷衍了一句。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什么叫不错？"老人突然向前走了两步，大声地仿佛朗读宣言，"没有马夏、玉涧、梁楷，就没有狩野元信；没有李唐就没有狩野元信。"他突然叹了口气，"斧劈皴是毛笔侧锋的高度发挥。可惜在中国，对于中锋圆线的重视远超过侧锋的笔法，加上董其昌倡南贬北的理论，反对斧劈皴的强烈圭角，使这种皴法没有获得充分的发挥。反而是日本人，一方面因为民族性的峻切，一方面因为纸门障壁特多，造成画大画的机会远超过中国画家。而纸门和障壁画所用的纸张都经过胶矾的强化处理，不容易受墨，更造成他们大量使用坚硬的山马笔，并以侧锋的斧劈笔法表现。斧劈皴祛的妙趣，在日本实在是获得了充分的发挥。而今的岭南派，固然可以说在笔法上承袭了中国的传统，实际无可否认是由于高剑父、高奇峰兄弟重新自日本取回了破笔飞白的精华。这好像我们生的孩子人家养，例子实在太多了，想来不能不令人感慨。"老人说着，转向右侧一张较小的山水，"看看这幅也是日本的国宝，画圣雪舟的作品。我不用看，听小川的形容，根本就是夏圭《西湖柳艇》的翻版嘛！雪舟的作品我眼明时也见过不少。如果说李唐晚年土石不分，雪舟更是如此了，笔墨硬得很，有些甚至嫌脏，想当年在明朝的时候，他到中国旅行，也不知哪来的福分，让他在北平不知名的官署画了几笔，回日本就成了可以傲视群伦的画圣。"老先生突然转过脸，伸着脖子似乎要找出我的所在，"刘小弟！刘小弟！你说，中国那时候有多神气，这是真正的泱泱大国啊！偏偏今天倒了行市，包括齐白石在内，多少画家，反而在日本受人重视之后，回国才能被自己人认可，这……这、这不是倒了行市是什么？我甚至听说日本的目黑先生把故宫的裱画批评得一无是处，什么都是中国人教的，宁一山、沈南频、伊孚九，哪一个日本人不当老子拜？而今居然落得他们批评我们不懂了！"

　　"您也用不着生气，您想想，他们如果不尊重中国艺术家，又怎么会请您来呢？"看老人气得直发抖，我赶紧找机会舒缓一下气氛，却没想到老人更气了！

　　"还说？你们这些人都不好好学，你是从小看，却不动手；我的那个宝贝侄子是三个月就想出师；其他的学徒更不用说了，连糊还不会调，边都不会黏，居然就想要搭托、飞裱。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我说不上话来，还好面对着墙上的画，但是我相信，千子一定看到了我红到耳根的脸颊。所幸此刻小川已经过来请示：

　　"先生，东西准备好了，请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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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先生站了半晌，似乎平息了情绪，由千子和小川扶着走向桌子，桌角放着两瓷盆的糨糊。

　　"这是裱画糊。"小川把王师傅的右手引进其中一个盆子，老人只探进大拇指和食指，在糊中两只手指互相揉搓了几下：

　　"不行，要再加一点水，太浓了！"十分凶的语气。

　　"是的！但是您说要浓一些！"

　　"是要浓，因为裱的是蝉农笺，但是也没叫你这么浓啊！糨糊浓固然容易裱，又不易在裱的时候掉颜色，可是因为纸吸收糊之后变硬，以后很难重裱或保存，画面更因为糊的浸透而掩了清灵之气。记住，那清灵之气是不一定说得出来的，得感觉。更记住裱画是千秋事业，一张画不但在裱的时候要光彩，还得在百年之后光彩，否则既对不起画家，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子子孙孙。今天的裱画者，只以自己方便为第一，怎么了得？"

　　小川灰头土脸，连连称诺地把糨糊端了下去，却又被老先生叫住："你要加水对不对？是不是缸里摆过三天以上的？不要偷懒加自来水，漂白粉可不是好玩的，水要先温过，但是不能热，否则糨糊也要变质的。"

　　小川又连连鞠躬。那端着盆的狼狈的样子，使我想起旧时早上为师母倒尿盆的小徒弟，这种人在国内恐怕早已绝迹了。

　　终于一切准备停当。

　　"你说画的是荷花鸳鸯，那荷花和鸳鸯腹部有没有用粉？"老人问小川。

　　"有，中等程度。"

　　"那么要先好好把纸润透，以免纸受水膨胀而白粉没有膨胀，造成与纸脱开掉色的现象。"

　　立刻就有个徒弟把一张毛毯铺平在地上，又将陈之佛的画，正面朝下地放在上面。

　　老先生向后退了几步，伸出手，又立刻有徒弟拿着一个非常特殊的喷水器向老人手的上方喷了一下。

　　"颗粒要再小，不是生纸，是熟纸。"

　　调整了一下刻度，再喷。

　　"可以了！"

　　只见那拿喷水器的徒弟立刻走到小川旁边，由小川在文件夹内记下了刻度的号码。

　　"全面喷，四尺二寸的画要喷八下，要匀。然后，"顿了顿，"在画中间用力多喷一下。"

　　徒弟照做了。

　　"等四分钟，现在把褙纸拿来给我。"

　　老人摸了一下褙纸：

　　"可以，立刻刷上糨糊，刷在纸的正面。"

　　即刻有徒弟以大排笔刷上了糨糊，并报告了师傅。

　　"画面翻正，护纸加上，提起定位！"

　　想必那些学生都早是熟手，默契更是第一等，老人话才说完，一切都已经就绪，但见两个学生把那画提在空中，虚虚地正对着下面已刷了糊的褙纸，并转过脸，盯着老人。

　　老人霍然站起，他那原本不很稳的步子，突然变得利落。我看了千子一眼，她居然示意我不要扶，而老人已经昂然地走向裱画桌。他准确地在桌边止住步子，缓缓抬起右手，摸到一个徒弟的手臂，再沿着摸到手腕的位置，找到了覆着护纸的画。小川递上棕刷，老人以右手取过，并以左手按着徒弟的手。

　　"慢慢放下去，要放在正中心。看准了！"随着那画面向褙纸一寸寸地靠近，我的心跳正逐渐加速。

　　画面接触了，老先生的左手已感觉到。右手的刷子突出如电，直向画心靠下方处落刷，刷！刷！刷！画面的下方完全黏合了，刷子向中心上方快速移动，迅如风雷，刷！刷！刷！刷！左右连着四刷。

　　"放手！"老人大喝一声。

　　原本仍提着画面一边的徒弟立刻将手松开，老人向左大跨步，手随身走，刷！却刷空了，我大惊，向前冲，却被千子一把拉住。只见老人跟着连三刷，下下中的，那原本折皱的画幅，已经平如一片玉版般地，服服帖帖地与褙纸黏接。

　　我呆立着。我的嘴是张开的，这不是梦？但这怎么可能是真？是的！那刷刷的声音，那棕刷浑实而不刚烈的音响，那节奏，那如音乐、如呼吸、如血脉搏动的节拍，都是我熟悉的，都是我童年时每日聆听的，从一位择善固执的中年师傅到那灯下修补古籍、挂着厚厚眼镜的寂寞老人。但是，今天在我眼前的这一位伛偻如残灯闪烁的老者，竟能突然站起，瞬间成为一位巨人，以舍我其谁的胸怀与气魄，赴那可能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战场，打一场不能不胜的仗。他，曾是一个盲者吗？不！他已经是神。至少他已经是一位舍身殉道的圣者，为他热爱的艺术奉上他的双眼，再毫不犹疑地奉上全部的生命。

　　我没有落泪，因为圣者不需要人们的同情，反而人们需要他的同情。

　　在奈良我住了十天，这是我生命中永远无法忘怀的一段日子。因为我学到的不仅是裱画的方法，更是裱画的境界；不仅是艺术家的精神，更有那份"虽九死而无悔"的执著，我知道：那才是爱！

　　回到纽约之后，我写了三封信给王师傅，可惜都没有得到回音，直到四月初，突然接到一封笔迹娟秀的信，竟然是千子。

　　"他叫我提醒你，说那天忘了讲，当他裱雪翁画时，后来虚挥的一刷，并不是刷空了，而是必要的，因为画刷到后面容易有皱，必须先以一个虚刷扇出风，使画面非常贴近褙纸，再以几下实刷刷牢，他希望你记住，这世上许多看来不值得的事，实际不但不会落空，而且是必要的，必须有少数人牺牲，才能有多数人被唤醒。
"这是他，我们都无比敬爱的老人，生前最后的一句话。
　　　　　　　　　　　　　　　　　　　　　　　　　　　　　　　　　　　　　　　 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