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下一个拉美？

作者：《中国经济季刊》编辑

如今盛行对“不平等的中国”的担忧。随着中国的出口工厂蓬勃发展，为北京、上海和广州等沿海城市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评论人士也开始日益关注中国8亿农村居民的艰难处境。他们要么在可怜的环境中辛勤耕作原始的农田，要么成为沿海的血汗工厂和建筑工地上的廉价劳力。


中国的基尼(Gini)系数(用来衡量收入不均程度的指标)一直在稳步上升，现在仅低于几个拉美国家(以及香港这个不受拘束的现代资本主义典型)。许多中外分析人士担心，中国有变成下一个巴西的危险，即一小群永久“有产者”固守在封闭式社区中，与外面贫民窟中大批永久“无产者”隔离。这种格局会很快变得“自我持续”：正如拉美国家所展示的，对于一个已确立的精英群体来说，其主要利益很快变成了对自己特权的保护，而不是推进全社会的共同发展。

在中国，人们有充足的理由为这样的结局而担忧。长期以来，国家给予城市居民大量社会福利，而买单的却是农民。另一方面，维持庞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恰恰符合正在崛起的一代城市工厂业主的切身利益，因为这是他们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

人们常把中国大陆与东亚地区其它经济奇迹(特别是韩国和台湾)作比较，其实，两者之间存在关键差异。由于规模小，韩国和台湾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把全部农业人口转移到工厂中，使其成为城市中产阶级。这样既实现了工业化，又控制了不平等状况加重的程度。而对中国大陆而言，除非花好几十年的时间，否则不可能将庞大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因此在未来很多年中，不平等状况将是中国社会现象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不过，有充足的理由使我们认为，中国将避免重蹈拉美的覆辙。政府治理是原因之一。中国的威权政治制度在很多方面令人反感，但政府行政之高效，每每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与多数拉美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政府常常因热衷建设道路、水坝和电话网络遭到嘲笑，但它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带来了切实而广泛的效益。通过农村的公路，农民就可以进入新的市场，让自己的产品卖到更好的价钱。低廉的电话费有助于各地小企业开展业务。

腐败现象固然十分普遍，但中国的腐败不同于许多拉美国家(或者更显著的是，不同于非洲国家)。在拉美，腐败让政府变成一个完全是盗贼统治的政府。中国有1500年的官僚行政历史，期间主要问题在于控制地方官员的贪婪。中国有多种多样的反腐败机制一直延续到今天，比如频繁的官员轮换制度和独立的纪检部门。这些机制虽然未能根除腐败，但的确保证了腐败不致破坏政府行政的有效性。

第二个理由是中国的土地所有权模式。拉美国家一般都是在殖民主义大庄园或种植园的土地所有制体系下发展起来的。在这种体系下，少量富裕家族几乎控制了所有农地，而人口众多的佃农则在悲惨的境地下辛苦劳作。他们被剥夺了把土地资产转化为可用资本的任何希望，比如说用来开办小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不平等现象僵化为严格的阶级区分，而且几乎不存在社会流动。在亚洲，最像这种模式的是菲律宾而不是中国(并非巧合的是，菲律宾曾是西班牙殖民地)。

相反，中国是世界上土地所有权最平等的地方。中国2亿农村家庭每户都拥有对个人土地的直接使用权，而个人土地一般不超过一英亩。没听说有谁拥有超过好几公顷土地。

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农民不像拉美同行那样别无选择，要么成为种植园主的契约劳役，要么成为城市资本家的契约劳役。家庭拥有的土地好比一份保单。对于寻求城市工作的家庭成员来说，如果城市最终证明令人无法忍受，那他们就能回头依靠这份保单。土地使用权法律的改变，最终有望使农民更容易出售、出租或抵押土地资产，让他们获得可用于创业的资本。

中国真正的问题并非不平等本身。不幸的是，在任何可以想见的政治安排下，中国都将成为21世纪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这只是个算术问题：将8亿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中产阶级需要相当长一段时期。

中国真正的问题在于社会公正。正如美国已证明的那样，如果公民相信自己和子女有合理的机会来改善境遇，那他们将忍受相当严重的经济不平等。这意味着必须对关键资源(尤其在教育和资本获得方面)进行分配，使大多数人觉得“足够公平”。还必须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司法体系，用来纠正最严重的弊病。

中国最高领导人很清楚这些问题，并在认真解决，以创建一个更好的教育和资本分配体系。对私营企业的许多限制，固然遭到自由市场信奉者的抨击，但这些限制至少部分是由一种值得褒扬的愿望所推动，这种愿望就是想避免出现一个分裂成两个阵营的社会，一个由有钱有势的资本家组成，而另一个则由没有土地、没有希望的流动劳动力组成。

但第三个关键组成部分，即一个有效的司法体系，可能是当前政府所无法提供的。因为这要求承认，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公正概念，即使是共产党及其代理人也必须受其约束。这个观念是领导层坚决拒绝接受的。

托尔斯泰或许会说，所有平等的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每个不平等的国家都有各自不平等的方式。中国的经济不平等，并不意味着它的未来就是停滞不前的拉美化，但它的确要求进行一场公开讨论，探讨中国的“公正社会”将有哪些特色。

《中国经济季刊》是一份独立的新闻通讯，自1997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分析中国的经济和商业环境。该刊物的编辑、资深财经记者乔•斯塔威尔(Joe Studwell)和阿瑟•克劳博(Arthur Kroeber)积累了25年的新闻经验，刊物还登载专攻中国问题的主要经济学家和记者的文章。乔•斯塔威尔是《中国热》(The China Dream)一书的作者。本专栏每双周一在《金融时报》独家刊登。

译者/李裕